空军对于以“非军事目标”为目标的空中行动，应该是属于大战略领域内的事情。所以，必需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评判这种行动。从目标本身的性质来说，非军事目标是不应该遭到轰炸的。因此，把这些目标当作是军事目标，即使摧毁这些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终归是很不合理的。至少也是不那么明智的。
对于军事理论的进一步修订
要想重新修正某一种理论，使它适用于新的条件，首先要作的是研究产生这一理论的根源，而后才能修改它的结论。据我所知，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从克劳塞维茨那里继承下来的，流行相当广泛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观点，第一个主张加以重新审查的人，就是我自己。战后时期，我在许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严肃批评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1925年，我又为此出版了一本专门著作，书名叫做《巴黎，或者是战争的将来》。
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我一开始就对正统主义进行了批评，反对了“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这个传统观念，而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所追求的目标。我曾经指出，这种行动使得交战双方相互消耗自己的力量，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接着，我强调了“精神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指明了两点：一、一支装甲坦克部队可以对敌军的“阿奚里脚后跟”，即构成敌人神经系统的通信枢纽部和高级指挥部，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二、除了在这种战略性行动中配合陆军作战以外，空军还可以对敌国的神经系统，对其“巨大的民用工业中心”实施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该书出版两年以后，即1927年，英国第一个试验性的机械化部队建立起来了。于是，英国陆军总参谋部下达了指令，把这本书作为军官们的教学材料。当然，空军参谋部对于这本书的利用就更为充分一些，因为当时还没有关于空军战略的教科书，而且这本书的观点，又正好与空军司令部所期望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空军参谋长便大量采购了这本书，发给各级司令部的下级指挥官们阅读。
现在我要宣布，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确有加以修改的必要。该书还是25年以前写的，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以后，我已经发现了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而且，其中有些矫枉过正的提法，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早在1928年，劳伦斯就曾给我写信，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克劳塞维茨观点的整个体系，是非常合符逻辑的。但是，这个体系却容易把他的门徒们引入歧途，至少对于那些只愿意用手拿武器打仗而不愿意用腿跑路的人来说，确是如此的。……您现在想独个地把这种趋势扭转过来，而那些以军事为职业的人对您却很少有帮助。可是，当您成功以后(这大约会在1945年左右)，您的追随者又将越出您所规定的那些界线，并且在新型战略家的影响之下往后退。我们的运动就是这样，时而前进，时而后退，走着一条曲折的路线。”
在1925年，我自己是走得很远的，对于使用空军攻击非军事目标的利益，强调得未免过分了。不过，我很快就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曾经强调指出，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任务，最好采取谨慎的方法来完成。这就是：“要使永久性的损害尽量减到最小的限度，因为今天的敌人，也许明天就会成为我们的顾客，而到后天，甚至还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在那时坚信，采用决定性的空中袭击，与进行长期战争比较起来，可以使敌国少受一些破坏，少耗一些实力，使他们能在战后较快地恢复起来。
根据后来进一步的研究，我才真正认清，对于工业中心进行空中袭击，是不可能立即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行这种袭击，很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长时间的新型消耗战。这种战争与1914至1918年的战争比较，伤亡数也许可能少一些，但破坏性必将更大。可是，当我指明这一点后，空军方面却很不愿意接受这种修正意见。他们宁愿坚持原来的旧观念。对于“速战速决”的观念，他们仍然表示着过分乐观的信念。而当战争的经验逼得他们非放弃旧观念不可时，他们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模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方面的态度，把他们的希望从工业消耗转移到人力消耗方面。
然而，认识到对非军事性目标进行轰炸可能导致反面的结果，并不等于要恢复旧有的概念，不是要把“会战”当作主要目标。克劳塞维茨的公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即已有了充分的暴露，说明缺点是不少的。与此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证明，对于军事目标采取间接路线行动，或者说采取战略性行动，不仅有着新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新的利益。这又充分证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预测是准确的。甚至在很早的时代，一些伟大的统帅就曾有效地采取过这样的间接路线，而且，在他们那个时代，进行战争的工具是很有限的。而在现时代，由于出现了新的作战武器，这种间接路线行动就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虽然进行战术抵抗的力量也有了增长。军队具有了新的，更加高的快速力，因而也就提高了它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选择突击方向和造成对敌威胁，这样就有可能“抵消”敌人的战术性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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