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冈笑着摇头，难得见宗泽拍马屁。
“不过这几条知易行难。”韩冈道：“当年熙宗皇帝问家岳，变法难在何处？家岳的回答是乏人。君子六艺，射、御皆为武事。三代士人出将入相，文武皆能，如今的士人，却视武事为粗鄙下贱之举，也就近两年，国势大振，方才改了那么一点。武事如此，就不要说农工之事了。”
随着韩冈就任宰相，投靠韩冈的官宦、士人一日多过一日，但合用的人才依然少得可怜。会做官的太多，会做文章的同样的多，但会做事的就太少了。
韩冈很早就打算设立农学，可惜相应的人才难得。能全篇背下《齐民要术》的士人车载斗量，可是能够写下《齐民要术》这个水准的士人却一个都难找，总不能找老农来教书。
相对的，不需要教书育人，只要在农业上下功夫，那就简单多了。韩冈家里就有专人来进行农业研究，改良棉花、小麦等作物的种子，改进农具，改进耕作技术。同时改造田地，韩家的庄子十几个，三万多亩地，能照应得过来，一个靠轮种，三年一休耕，一个便是靠不断改进的耕作技术。
韩冈叹息着：“同为搜粟都尉，知桑弘羊者多矣，可又有几人知赵过之名？”
李诫要多想一想，才记起赵过此人的来历，点头道：“以殊勋而无缘青史，诚可悲也。”
《齐民要术》中说“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而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亦说：“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时搜粟都尉赵过，始教民牛耕。”
耕田的手段，由双手挥动的锄头，变成牛拉的耕犁、耒耜，史书中所记录的功臣是汉武帝时的搜粟都尉赵过，不管这个记录是否是事实，赵过的名声不显是确凿无疑的。
李诫是世家子弟，从小得到最好的教育，见识广博，手边的书也是汗牛充栋，若不是性格与科举不合，也就去考进士了。他能看到的书籍，他能学习的知识，都不是寻常士人能够相提并论。他都要多想一想，才能想得起来的人物，寻常士子有几个能记在心上？
即使是《周礼注疏》中提到了赵过这个名字，可《三经新义》早已成为经义圭臬，同为周礼注释，世人当然更愿意去诵读进士科中必考的《周礼义》，而不是被替换掉的《周礼注疏》。
但李诫的感慨与韩冈的叹息并不在一条线上。
李诫感慨的仅仅是赵过这个人而已。
但在韩冈看来，如赵过这等功绩无可计量，在史书中，连一篇列传都吝啬不与，那些让生产力不断进步的人民，更是卑微得在史书中不得一见。这才是韩冈叹息的地方。
朝中绝大多数的官员，纵使其中有人才高八斗，也有人颇得清名，更有人累世簪缨，但在韩冈眼中，他们依然远不如自己父亲对这个国家的功劳，西疆的稳定，是建立在驻军军粮能够自给自足上的，做到这一点，老农韩千六的作用，比多少知州知县都要大。
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是无法与工业化的大生产相抗衡的。
如果是用手摇纺机，一次只能处理一个纱锭，而现在最好的水力纺机，已经能够做到将近一百个纱锭。
但水力的局限性太大，蒸汽机的作用无可替代。缺乏足够的工艺水准，同时自身也没有太多记忆，韩冈并不指望去造内燃机和电动机。现阶段的工业化的动力源，除了蒸汽机，韩冈想不出还有别的机器可以代替。
尽管韩冈很早就在《自然》上公布了蒸汽机的原理，《九域游记》中更是将原理和作用都说了个透，但能够实际投入使用的蒸汽机还是遥不可及。
不知道当年瓦特是怎么发明——好像是改造——具体细节韩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他相信，他给出的蒸汽机的原理和结构，应该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有飞轮、有连杆、有锅炉，当然还有装着来回移动的活塞的双向气缸。
只要工艺技术达到标准，数以千计的工匠、士人付出努力，蒸汽机就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当然，即使蒸汽机现在就发明，距离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的出现，还有颇长的一段距离。
即使是再有二三十年的发展，蒸汽机想要拿来驱动船只和车辆，说不定还是达不到要求，但困于水力不足的纺织机械，却肯定可以摆脱河流的拘束。
可是要实现这一切，第一个是工艺上的问题，第二是材料上的问题，第三条最为重要，就是人的问题。
即使是气学内部，对设计和制造也依然有着偏见，所以韩冈之前才大发感叹。
宗泽比李诫看得更清楚，“相公一片苦心，世上又有几人能看见。”
韩冈利用小说话本来宣扬，又以利诱之，他做的一切，都不是寻常宰相会去做的。
“差得远了，朝廷为蒸汽机给出的悬赏不过一个小使臣，而辽人那边的悬赏，则是高官厚禄，全都齐了。”
韩冈贵为宰相，但受到的牵制依然很多，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心意，拿出朝官等级的文武官职来悬赏。而辽人那边，倒屐相迎的活剧，据说耶律乙辛已经演过好几次了。
“但中国技艺，岂是北虏能比？南京道的工匠，也远远比不上军器监和将作监的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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