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妮女士，你砸了我一块历史感挺强的砖头，在共产主义幽灵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世界上已经炮火连天了！美国人有没有算一笔账，你们若是占有了南越，就是把它榨干了，也捞不回美国为它耗费的2360亿美元，死了多少人，遭了多少罪，挨了多少骂，那就更不用说了！精明的美国人做了一场亏老本的买卖！……是什么东西让美国鬼迷了心窍呢？多米诺骨牌理论！”
“现在，我再砸你一块砖，约翰·肯尼迪在没有当选总统前，曾发表过很有名的三次演说，我只说大意，你有兴趣可以去查原文。第一次是1959年10月在纽约罗契斯特大学的演说。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不幸的是，近年来我们对共产主义抱有严格的机械的看法，用非白即黑的绝对方式来看共产主义世界，……我们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世界已经不是一块坚硬的顽石；第二次是1959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演说。他说，他希望印度成为自由、胜利的亚洲领袖，在和平比赛中战胜赤色中国；……第三次是1960年10月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的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
“妙极了！”我会心地笑笑说，“这就是说，和平演变策略从那个时候就提出来了。……”
“在此之前，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都有过类似的言论，不过，没有肯尼迪那样明确就是了。”
“可是，他当上了总统之后，就改变了他的初衷。……”我说，“是不是被多米诺骨牌理论拖下了水？”
“与其说拖他下水的是多米诺骨牌理论，不如说是他的总统职位。”
“康女士，你这块砖头质量很高，你是不是说，谁处在那个位置上都要那样干呢？”
“很可能！最初我和安德森都是鹰派，如果当时的总统丢掉了南越，我们一定认为他是自由世界的罪人！”康妮一改调侃的口吻严肃地说，“总的说来，民众的舆论是不负责任的，当你丢了南越，它就怪你见死不救，甚至可以认为只要美国把脚一跺一声怒吼，出兵一万就可以迫使北越就范；当你陷入泥潭时，他又说你不该把美国拖入战争。……这些反战的人最初并不反战。……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这场战争本可以打赢的。……”
“他的论据是什么呢？”
“论据是美国的决心还不够大，投入的力量还不够多！”
“说这样话的是谁呢？”
“说这句话的就是当时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他是美国进攻中立的柬埔寨的政策制订者之一，他说：‘越南入侵柬埔寨证实了莫斯科的那只大手一直在影响着河内的政策的制订，我从来就感到越南不仅是东西方的问题；感到我们应用我们的整个国力来导致一个成功的结局。……这包括着一系列军事步骤——这些在当时是不被同意的——需要美国人民彻底动员和完全奉献，……’他最后结论说，‘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打赢的！’……他是一个彻底的鹰派！”
“你对黑格的论据是不同意的了！”
“当然，我认为不但是一种疯狂，而且是一种短视。第一，他没有考虑到当美国倾尽国力时，苏联和中国也会倾尽国力。第二，他没有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承受力，那会使美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第三，他更没有想到即使暂时在南越打赢，也不会持久，一个南越的创口，会使美国的血液流干！等于倾家荡产夺回一个病入膏肓的乞丐养着。……但是，第一句他是说对了，柬埔寨是越共的庇护所，根本谈不上中立。……”
“康女士，我不能不表示你对历史的公正。但是，有一点你是怎么认识的？这就是说，那些处在高层的决策者无论是战争升级或是寻求和平，主要考虑的是自己在大选中是否获胜，自己的宝座如何坐稳，而置人民的疾苦和士兵的生命于不顾呢？”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但我并不这样认识，”康妮表现出某种刚直不阿的神采，“因为总统竞选发表宣言也罢，要保住总统宝座也罢，恰恰这两点——人民疾苦和士兵生命，必须符合民意，不然，谁会选他？……”
“那么，这场越战悲剧的成因是什么？根源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第二十五章
（一）西贡陷落后的巴黎街头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尾声之一
昨天夜里睡得很晚，当美国之音播出《西贡陷落》的消息时，我还在沉睡，起床之后，我就看到摆在桌面上的法新社编发的《每日要闻》，我一边呼着咖啡一边嚼着夹肉面包，一边飞速地翻阅连篇累续的世界各地新闻摘要。唯有合众国际社记者列昂·丹尼尔的《西贡陷落》的电讯是全文收录。我有点嫉妒，也有点后悔，我不该过早地离开南越，这是我判断的失误，原本以为，西贡政权无论如何糟糕，也能支撑到1975年年底，没有想到美国一松手，这个南越王国在55天之内，就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仰天倒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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