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消灭许多分散日军的困难，避免使这些日军因失去天皇的控制而自由行动，同盟国与8月11日作出答复，回电指出：“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应臣属于联军的最高统帅。” [ 作者注：贝巴托著《日本的投降决定》，附录F第245页。 ] 14日，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立即停火。9月2曰，日本的代表签署了降约。
史汀生对此事的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若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会不会投降，而在于是否有一种不同的外交和军事路线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这里，情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战后的采访中发现，在日本内阁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愿意接受最后的条件。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一般的态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国人如能早日明确表示愿意保留天皇，那么，提早结束战争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间，格鲁以及有关的人员就曾热烈地提出过这个建议。”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71-372页。约瑟夫·O·格鲁是代理国务卿。 ]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缺乏远见，那么，战争在1945年5月就能结束了。能在5月结束战争，那是很关键的一步。那样，西方同盟国就可以在远东赢得一种有利可图的和平。如果战争在那时结束，俄国人就没有可能加入战争，由于它的加入而产生的一切灾难性后果也都可以避免。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投掷那两颗原子弹。诚如汉森·W·鲍德温所说：使用原子弹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保护一种稳定的和平，而是加速胜利。” [ 作者注：《战争中的大错误》，（1950年版），第101页。 ]
然而，原子弹的投放却已成了事实，它给全人类带来了恐怖和忧虑。人类的创造能力被转变成灾难的根源。工业革命在军事上的表现终于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应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为武器使人类战争中的战术经历着重大转折——它使物质战争不再是一种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从胜利到失败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后，邱吉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对欧洲是—个威胁。但是，到了那时，由于美国的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再加上英国的经济依赖着租借法案，邱吉尔不能不受到束缚。因此，到诺曼底登陆时，战争的指挥权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最后，德国投降了。邱吉尔为此写道：“照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的地位。……我已经感觉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国家压过来。” [ 作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5-406页。 ] 四天之后，即1945年5月12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说：
“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他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裸露的废墟。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样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总之，在我们的实力还没有消失以前，和俄国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而压倒一切的。” [ 作者注：邱吉尔把它叫做“铁幕电报”。并且说，“在我写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文件中，这一个最能代表我的判断。”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8-499页。 ]
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自己对于造成这场悲剧所起的作用。当他单独一人指导这场战争时，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为目标。他要这样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道：“政府和个人都按照这悲剧的韵律，摇摇晃晃地进入到无效的暴力之中，屠杀和破坏的规模日益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伤害，在一个世纪内都难以恢复。……胜利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几乎难和失败相区别。它甚至连胜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这个以武力获得的最圆满的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也不能消除再产生战争的危险。” [ 作者注：《191年的世界危机》，（1923年版），第17-18页。 ]
既然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而赢得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苏俄帝国主义的广泛影响”。但是，美国人却无意去阻止它。拼命进行战争和毁灭德国的意愿，本是罗斯福时代的特征，而到了杜鲁门执政时期，这个意愿又被带入和平之中。为了不得罪公众舆论，它却没有考虑未来。继续控制美国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军国主义的作风。
这与1870年的俾斯麦相比是多么不同。那一年9月，普鲁士的《民族日报》对于给予被俘的法国皇帝以周到的礼遇表示不满。于是，俾斯麦说道：
“群众的感情，公众的舆论，往往都是采取那样一种路线。人民总是坚持主张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征服者应该审判被征服者，并根据手中的道德法律，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治……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要求。惩罚与复仇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决不能把政策与公众的惩罚冲动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想着行使法官的职权……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有用的拿破仑和一个无用的拿破仑，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更有用呢？总有一天他会重新崛起，这决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莫里茨·布希：《我们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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