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 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四、有限战争
十八世纪的著名将领之一萨克斯元帅，在他所著《战争艺术论》一书的开头写道：“组成军队的兵员，一些是志愿来的，一些是俘虏来的；有时，也有一些是强征来的。但最普通的手段，是进行欺骗。例如，先悄悄地把钱放进一个人的口袋里，然后要求他去当兵。”萨克斯不赞成这样做。招募来的人大都是社会的残渣，因此必须要有森严的纪律。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如果纪律稍有放松 ，就能产生野蛮的行为。” [ 作者注：转引自《近代战略的标志》（1943年版），第55页 ]
能否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则确信无疑，那就是残忍的纪律有可能限制战术的正常发挥。于是，部队只能采取密集队形活动，并且在军官的眼皮底下进行。士兵要想逃脱皮鞭的鞭笞，只有逃跑。所以，在十八世纪时，逃跑之风十分严重，以致于腓特烈不得不采取措施，拟定详细的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避免一切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去洗涤时，必须要有军官随行；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在混乱之中逃跑。此外，还有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常备军的费用高昂，资金不足，在这期间的战斗中，伤亡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排枪互射的距离很近，通常是在30步到50步之内进行的。当然，萨克斯也曾这样说过，“我见到近射程内的交火杀死的甚至不到四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双方有时私订了心照不宣的协定，只住对方的头顶上放枪。他们都知道，死亡是太可怕了。但总的说来，伤亡是大的。尼克森上校曾经指出，在马法奎特战斗中，据权威人士的估计，联军的损伤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一般的损失为15％到20％。在托尔高会战（1760）中，腓特烈损失了30％。在佐恩多夫会战（1758）中，俄军损失了50％。这可是一个“世界纪录”，不过，这支野战部队战斗了一天，也未能完全打垮战败的一方。 [ 作者注：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1940年版），第59页。 ]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回避战斗，为什么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另一个原因是补给制度的变化：由于抢劫已被禁止，部队不得不依靠供应纵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就要有许多仓库，而且要从国内基地提供补充，或者使用现金从当地购买。一般来说，仓库都设在要塞里，或设在设防的城市里。为了获得仓库，必须争夺要塞和城市，因此，围城战术也就风行一时。这种补给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范围。要保障部队得到充足的给养，从最近的要塞算起，它的行程的最大限度，只能限制在七天之内，而且离最近的野战面包房的距离，不能超过两天的行程。只有在供给系统出了差错时，部队才可以迫不得已而采取武力手段去征集给养。
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劳伦斯·斯特恩曾写了一部游记，叫做《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记》，他叙述说：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仓促地离开了伦敦，来到巴黎。他当时未曾考虑“英国正在同法国交战”，在到达多佛尔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没有护照。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旅行。到达凡尔赛后，法国的外交大臣乔叟公爵派人给他送去一个护照。他在巴黎受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是要耗尽敌人的精力，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他的要塞，不是敌人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尔瑞公爵就曾经说过：“我们作战时，不是象狮子，而是象狐狸；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 [ 作者注：《战争艺术》（1677年版），第15页。 ] 二十多年之后，丹尼尔·迪福又说：“现在，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或用时髦的叫法，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然后，冬季也就来临了。” [ 作者注：亨利·摩里：《迪福的早期生活和早期著作》（1939年版），第135页 ] 在1793年的皮齐同围攻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限性”围攻的完善例证。高多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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