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答，国际法哪一条规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帮助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虽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律严厉予以驳斥，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表示检讨。回监房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奈何，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这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作用。为了利用这个典型，管理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讨论，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管理改造。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得胜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攻，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局面，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励表现好的、批判表现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营垒”，开始发生分化，许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情况，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4) 这些战犯不可能轻易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闹监，但在暗地里却相互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一些战犯背后说：“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的命令，个人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可见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多么根深蒂固。要使他们认罪，单靠管理不行，必须攻破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我们采取了促使他们认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结合进行的方针，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根据他 们的表现，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动摇上层、孤立反动的做法，采取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从1951年开始，管理所开展了认罪活动。管理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生活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生活中体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批驳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律，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首先起来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级战犯。他们经过教育逐渐认识到，侵略中国完全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于起来揭发他们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级军官，他们原属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和第一一七师团，起来揭发日军师团长铃木启久、岸川健一，旅团长下枝龙南等5名将级战犯。指出他们在侵华期间，大肆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并且大批屠杀我国无辜群众、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掠夺财物等等罪行。这些揭发，在战犯中又是一次震动，一些将校级战犯背后对“杀身成仁”，还是认罪服罪，动摇不定。管理所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因势利导，选择认罪较早、态度较好、职位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战犯大会上公开坦白认罪。
古海忠之是“满洲国”的最高代表之一，是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是溥仪的操纵者，在战犯中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大会之前，许多战犯议论：“古海忠之能向中国认罪吗？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华战争决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吗？也许他会‘杀身成仁’为部下做出榜样。”猜测纷纭。根据一些战犯的揭发，古海忠之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曾颁布了“治安矫正法”，设立了“矫正辅导院”，从此监狱林立、警察横行，残杀我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以千万计，甚至集体屠杀、刀劈示众。古海忠之在战犯大会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并说：“我犯了极为严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国人民真诚地谢罪，过去我认为使中国人民遭受种种灾难、悲惨和不幸，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光宗耀祖。现在我认识到，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犯。许多日伪官吏，执行我制定的法令，犯了各种罪行，我应负重大责任，我推卸不掉夺去1200万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掠夺中国500亿美元财富的重大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给我以正义的制裁，追究我的全部责任，处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后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仅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开始动摇了一些上层战犯。但是，使将校级战犯真正坦白交代还需要进行斗争。有些战犯害怕坦白了会加重处罚，甚至会为中国当局提供杀头的司法依据。我们研究，他们所以不作交代，还是因为他们有个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须摧毁他们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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