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又要爆发新的闹剧。激烈地燃起新的欲望。又无暇顾及经济，又无暇顾及日常的事务，又得保持边缘线上的平衡、去试图保住正在崩溃的政权。谁也不听谁的，这已经成了无法容忍的。
夜间絮语
我从学院毕业时成了预备役中尉。现在已经有了上校的军衔，在装甲坦克部队呆过。按照已有的惯例，在学院学习时，夏天我们去军训，我被任命为坦克指挥官。
最困难的是夜间驾驶，那时我通常不是坐在坦克指挥官的位子上，而是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坦克高速行驶，四周一片漆黑，不能开前灯，否则敌人会测定坐标的。既看不见前面的行人，也看不见身后的人。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和土路上。
记得有一次军训，我在一个水沟处稍微拐了一下，坦克几乎就垂直地栽了下去，惯性使我们飞出好几米，掉入水中。水是冰凉的，应该说，在黑暗中这是一种"最好的感觉"。我加大油门，想爬上对面的坡，竭尽全力地踏下油门板，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那就完蛋了，坦克一灭火，就会沉下去。然后你就费劲往出爬吧。
我一直给着油，坦克隆隆地响着，履带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亲爱的，来，让我们钩住一个东西，往前走，向前进。我终生铭记着那辆轰鸣的、束手无策的坦克。
终究爬上来了，全身也湿透了。我们坐着，等着首长到来，他一定会处分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拘留10天。结果，没什么，甚至感谢我们没有表现得惊惶失措，有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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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1）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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