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家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时。在克服危机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参与这项工作，我邀请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代理安全部长戈卢什科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奥加廖沃别墅来。实际上，除了总理之外，战略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这里了。当时，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正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在那里已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我约定第二天早晨11时与他见面。
他们是否会支持我？如果某个人不同意，怎么办?反正已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厌烦。而是这个最高苏维埃已变成了最强大的破坏力量，它已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走这一步。然而，走这一步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天聚集在老奥加廖沃的这些人的立场。
维克托·叶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我知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对他这样一个实力部的领导人来说，已经难以忍受了。民警机关也被搞得很紧张。一些苏维埃，特别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苏维埃一直企图把民警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维克托·费多罗维奇这个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战士在演习时取得的成就，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那是在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斯科科夫和鲁茨科伊在巴兰尼科夫的积极支持下曾提议让叶林辞职。当时，我曾激烈地反对解除叶林的部长职务。他才刚刚工作4个月，况且犯罪增多，也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的过错。把一切罪过都推在部长一个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当时，叶林受到了严重警告。此后不久，我又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深透、有头脑、并且极为诚实的人。我更不必说，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说他的专业技能。总之，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维尔。格拉乔夫。近几个月来，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国家陷入的那种僵局。格拉乔夫深信，这个最高苏维埃早就该解散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劝我更坚决一些。他说，我是白白地拖延时间。我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坚决不坚决。而是要考虑解散议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解散议会的决定，一定会得到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对此我毫不怀疑。从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具有战斗性的精神状况来看，我感到，他已猜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为采取的步骤而高兴。
安德烈·科济列夫。这又是一个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斗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议会给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带来多大的危害。最高苏维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共产主义停滞时期。那时，有些人至少还装作赞成裁军，主张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等等。而这些代表毫不掩饰地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相对抗：如在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相互关系上，不妨再回忆一下最高苏维埃关于黑海舰队的声明……。如果最高苏维埃中这伙90年代的新共产主义者掌握俄罗斯政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栗。
尼古拉。戈卢什科。我对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国家摆脱危机构那个方案。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况且戈卢什科还只是个代理安全部长。我们这是把他拖进一个复杂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议会的决定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处世原则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又有一次机会使我在危急的时刻考验一个人。我很快就会清楚，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安全部长，还是我不得不选择另外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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