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17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宫来的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4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免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荧屏上，这个待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荧屏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一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4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20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20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1400。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9月21日20时命令开始生效。20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富等到20时。大约19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7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
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踵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宇。
＊＊＊
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自然是认定1400号总统令违宪。4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免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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