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昧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列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砚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人不知。斯捷潘科夫中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是，决定既然巴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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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2）
1993年9月22日
13时30分，接见大厅里聚集了各实力部的领导人。我满意地注意到部长们已摆脱了近一周来的焦躁不安和过分激动的心绪。他们像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专职人员那样，开始工作和办理具体事务。
我再次确定，我们将遵循唯一的策略：不理睬对方的挑衅，而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直到举行选举。以此我们在政治上使白宫处于孤立状态，借助内务部队把莫斯科的秩序控制起来。这样，主要的重任就落在叶林身上。一旦形势需要，便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军队应时刻作好进入首都的准备。
我同部长们告别后，动身去克里姆林宫。途中，我决定按自己的老习惯在人特别多的地方逗留一下。车队在特维尔广场停住了。我走下汽车，马上就被莫斯科居民团团围佐。"喂，怎么样，你们支持吗？"自然，这是我的第一句问话。没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响起了令人鼓舞的高呼声，人们的脸上接着同情和理解的微笑，耳闻目睹这一切极为重要，就好像吸入了一口氧气一样。
我知道，某些人对我这种"到人民中去"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浮华作风和故作姿态，并且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了解不到人民的意见了。我本人也清楚，他们确实了解不到什么。正因为如此，才设有一些单独的情报来源并通过直通渠道把信息直接送交给我。在与群众进行这种会见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看着许多人的眼睛，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心态、痛苦和希望。而这一切在任何资料、密码电报和汇报中是绝对见不到的……
＊＊＊
这时，实际上，西方大国、东欧、亚洲、美洲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政府，以及第三世界各国领袖都表示赞成我在9月21日发布的命令中所提出的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国际社会如此坚决而一致的立场对白宫盘踞者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认为，已被解散的议会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第二次同样沉重的打击是在9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到了莫斯科。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甚至不由得对此暗暗地表示不满。
星期三和星期四，当机关工作人员通知我一架架载有国家元首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时，我回想起同几位部长发生的争论。他们深信：在莫斯科形势如此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必将开不起来。而我却坚信：会议将会如期举行，这是其一；其二，会议开得如此平静和有条不紊，这一事实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我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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