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第二天盖达尔来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发言，井递交了关于政府成员集体辞职的请求。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盖达尔未同布尔布利斯商量而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决定。任何人也没预料到这一手，虽然这一决定十分合乎逻辑、简洁面正常。如今我却闹不明白了：为什么人民代表们对此项决定如此惊慌?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没同任何人协商过的决定。这决定最初很让人惊奇，也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很快就看出这一冒险步骤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盖达尔的声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叶戈尔·铁木洛维奇直觉地感到，从本质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戏剧，大型杂技，在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方能取胜。
结果是取得了全胜。否决政府的决议提案没有通过。对宪法做了修正，决定授予总统以补充全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在秋季举行。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自己，作为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坚决地改变政府的工作状态，这不仅仅是迫于人民代表的压力。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之后一个月，我再次谈到上述问题。我召集了内阁会议，在会上宣布免除洛普欣的燃料能源部部长的职务。
当时我看到两张面孔：盖达尔脸色发赤、几近鲜红，洛普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简直让人卒不忍睹。大概，这些年轻的内阁成员认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教师对他们的不顺从进行惩罚。以便杀一儆百。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免除洛普欣的职务还有某种内在的原因，盖达尔把洛普欣当作攻城槌，向我施加压力，以便在同一时刻毫无限制地放开能源产品的价格。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采用如此残酷的方案。
我们当中孰对孰错，未来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说。然而，弗拉基米尔·洛普欣苍白的面孔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
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3000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3000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熔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
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太可怕了。到处搞得一团糟——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到政府中去，但盏达尔傲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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