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和一切尝试，都化成了灰烬。和平谈判已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是很难的。结果是，你实际上被赶了出去。
当时本应当一直坐到最后，然后平静地起来离开，就像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样，继续表决，表决。行动则是以后的事。当时，那些洋洋得意的微笑、坚信自己不受制裁的代表们偷偷地看着你或者眼盯盯地看着你时，很难作出准确的、相应的反应。简直想像不出，这是多么难堪的局面。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初我还很轻松，整个神经系统调动起来了，甚至连呼吸也不知怎么变得轻松了。
看来，我生性不大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对付狡猾、隐蔽的斗争。只要情况一真相大白，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大概是好事也是坏事。
然而，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那一刻，我作出一个不正确的决定。
在突然地不顾情面地去迎接对峙的时候，我不应该退出大厅，当时没想过这一步会引来怎样的后果。
全体与会者都被吓坏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现在又该怎么办？是弹劲总统？还是立即将他撤职?
我好像觉得，代表大会立即分成了两部分。这将是一个直观的教训。
看来我的退离大厅有些太匆忙，我没有给自己的拥护者以时间去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并对此作出反应，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下来坐在大厅里。
＊＊＊
我是个强者还是弱者?
在激烈的情况下，我通常是个强者。而在一般情况下，自然又往往萎靡不振，经常不像人们所看惯的那个叶利钦。
也就是说，我能有些愚蠢地、幼稚地失去控制……这当然是弱点。
我在有个地方读到过关于自己的报导，说叶利钦的弱点是，他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障碍，使得他后来费了九中二虎之力才坚决果断地将之克服。
事情并非如此。是障碍本身找到我的，我永远不会去寻找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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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七章 黑暗时期（2）
勉强维持的和睦
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或者是总统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国家的一切政权转交议会：或者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消灭业已形成的不平衡。
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中的法学家小组，为我从法律上分析了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在国际实践中，这种逼和的力量配置发生过不止一次，摆脱危机的先例也有不少，戈尔巴乔夫算没有白谈论总统制问题。总统要么临时限制议会的权利，要么解散它。在新的选举之后，宪法将重新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告人民书是我的几位最亲近的助手准备的。我想强调指出，正是这几位助手是把我的思想达到成文水平的人。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我独立作出的。
发言稿起草人榔德米拉·皮霍娅和亚历山大·伊林、我的第一助手维克托·伊柳辛、谢尔盏·沙赫赖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尤里·巴图林都帮助了我。
沙赫赖和巴团林签署了一份命令。我起草了一份电视告人民书的发言提纲。电视演说的录像定于21时播出。
在此之前，我与鲁茨科伊交谈过。我必须弄清楚他的观点，我率直地问，他对总统的这些坚决的强硬行动有何看法？鲁茨科伊坚定地回答说，早该这样。
至于安全委员会书记尤里·斯科科夫，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不止一两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指着所掌握的侦探材料说，反对总统的阴谋是完全可能的，不能等待了，必须解散议会……
于是，当我签署了命令后，出现了某种间歇。
命令由伊柳辛发出。他态度坚决地建议我，在命令发表之前，还得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有漏洞，要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决不允许发生混乱，即一部分人说一回事，另一部分人又说另一回事。总统班子中的这两个人物不只是在口头上应该支持这个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力量对比的命令。没有他们的签署，命令不能发出。
我清楚地看到，伊柳辛异常激动，他不能掩饰自己的焦急不安。
与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谈话非常困难。他的担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像往常似地尽力去理解他的明确而清楚的推理。是啊，伊柳辛是正确的，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命令是有意义的。
伊柳辛拿了一份命令送给斯科科夫。
行政机关的新领导菲拉托夫去找鲁茨科伊。
这是午饭后的事了。
他们很快报告我，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拒绝签署。与此同时，电视告人民书的转播时间也快要到了。该怎么办呢？或是取消转播，或是把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召来努力说服他们？还是……
我在车里直接用电话与佐尔金取得联系。他已经知道了此事。我想，他已经拿到文件的文本。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必须全面考虑这一步骤会有什么后果，应当提请宪法鉴定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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