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赫赖去找鲁茨科伊。鲁茨科伊在命令的正文中做了大约10处的修改。当分析弄清他的意见时，终于明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签署文件。
斯科科夫也拒绝签署命令。他的论据是，国家还未准备好走这一步。
……他们有人把文件打印了一个副本，在反面签了字，并于第二天在宪法法庭上作为证据传了巴图林。
确切些说，佐尔金的这些小动作最使我震惊：他作为有经验的公诉人，急忙投入命令来历的调查之中，最不愉快的是，客气点说宪法法院院长也在欺骗人：晚上他在电视里说，总统没有和他谈过，关于命令的事他是从我的电视告人民书中知道的。
这时，或许我是生平第一次这样严厉地停发了己作出的决定。不，我决不是犹豫了，而是要做一次间歇，也可以说是停止。
对命令的反应使我警惕起来。命令中没有暗示对代表采取任何严厉行动的内容，没有号召解散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以温和的形式谈到要进入紧急状态。
命令正文中提到的"特殊状态"只是确定了问题的纯法律的诉讼方面。我宣布取缔议会和代表大会制定的那些限制俄罗斯总统全权的决定。
夜里23时半左右，电视台播放了鲁茨科伊、沃罗宁和佐尔金的联合声明。很清楚，他们向总统宣战了。从他们那冗长的讲话中完全清楚地看到近期行动的战术：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总统非法，政权转归鲁茨科伊。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虽然我从精神上对这个反作用已有所准备，但主要的东西还得我在稍后些时候去经受。
……斗争毕竟是斗争。我知道，这个命令帮助我揭示了政治对抗的路线。双方立场都已暴露无疑。鲁茨科伊和佐尔金以捍卫法制的借口发起进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夺权。
实际上已签署的命令被暂时停止，对之需要重新加以完善。我们删去丁关于特殊状态的字句。
夜间絮语
妈妈在上午10时半就去世了，可他们晚上才通知我。早晨，我3次经过她的房间，不是拿文件，就是打电话……最后一次，值班警卫看见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跟我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发现，走过去了。
这是星期天的事。
3月20日傍晚，她坐着，同全家人一起收看电视。她看到我关于设特殊状态的声明，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道："好样的，鲍里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星期天，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各广场举行了"民主俄罗斯"和共产党人集会。我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准备了今后的步骤，从会议上获得了信息，不断地给电力工业职工、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
中午，第一次通知我说妈妈的情况不好，我说："你们还拖延什么？必须送医院。"他们回答我：大夫们正在治疗，已叫了"急救车"。我有点放心了。
我躺了一会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整宿未眠。在这之前就已经积劳……我不放心妈妈，询问了好几次，她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她在医院里。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一门心思去想那个该死的代表大会。
晚上，7个政府成员来到我这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此事，唯我一人不知道。来了这么一大帮，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伤心过度……
记得我请他们都出去，然后自己躺下。
一切都完了，世人再不会有妈妈了。
为什么恰恰就在这一天？这是不是某种征兆？她的离去是一种祝福和代价。她好像对儿子说过：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她静静地、无痛苦地去了，像睡着似的，都没有改变睡态。医生对我这样说。
葬礼在星期二举行，不算太豪华，也不算简单。一个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
先是作安魂弥撒。妈妈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昆采夫公墓。
＊＊＊
我不喜欢报界就鲁茨科伊和佐尔金出席葬礼而借机所作的各种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样子当然使我不愉快，但没有任何伤人的举动，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人转交任何文件。人们来了，就不应对此再说什么。
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我原则上不愿让代表大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
早在3月9日我就签署了准备有计划地维修代表大会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决定。那里已经把桌子清理出去，一切也都重新油漆过了，列宁的半身像也装饰一新，处处堆着供维修用的木材。
老实说，已经没有道义的精力去看这尊列宁的雕塑。只不过有时想问问自己：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切？胡说些什么？但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让列宁留在这里，全体人民要在电视上收看代表大会。代表们这样做只能自我暴露……大家都看到谁在聚会。
维修是一个最合适的理由，以便拒绝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在哪里开会，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尽快地完成维修工作，准备好开会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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