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 年11 月，《明星》杂志副总编辑罗尔夫·吉尔豪森作出决定：现在是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了。调查结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鲍曼死了》。这个调查报告应该是一个传奇的结束，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对报告作者的“围攻”。有一位家住维也纳专门追捕纳粹分子的西蒙·维森塔尔，在世界各地已经多次发现鲍曼的踪迹，他在一次记者执行会上宣布说，他越来越意识到，《明星》杂志是纳粹刊物，约亨·冯·朗格是一个老牌纳粹分子，他的企图只是在于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使之免遭追捕。约阿希姆·里希特也感到不快；他的顶头上司、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很久以前就收到了霍尔斯特·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因大批屠杀犹太人而被处决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的一封信。信中提到，鲍曼在阿根廷潜伏下来了。鲍威尔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他指责我的调查报告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尸体并没有找到。作为反诘，我要求他通缉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普费格尔，因为有证据证明，他作为党卫队医生曾经用苏联战俘作实验。鲍威尔发火了：“那样做是荒唐的。您跟我一样清楚，此人已经死了。”如果我继续追问他在什么地方见过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尸体显然是不明智的。
我要想驳倒所有的批评者，就必须找到鲍曼的尸体。然而到哪儿去找呢？
也许他的尸体像无数其他战死者一样在此期间已被移葬别处了。我的三位记者朋友——狄特·黑格曼、科尔奈留斯·梅菲尔特和格尔德·巴茨——只要一到柏林就帮我寻找。我们搜遍了柏林的墓地，查看了死者的名单，访问了墓地的看守人。我的努力甚至在民主德国都传开了。有一次当我在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新闻处办点事的时候，一位负责西德报刊的助理员问我，在进午餐的时候，是否愿意给他提供一个私下交谈的机会？在“文化人旅馆”品尝匈牙利辣味红烧牛肉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您的工作会危及您的前程。鲍曼并没有死。我们已掌握了证据，他住在南美，得到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的资助。”我根本不想看他们的证据。
只要这两人的尸体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尸体的残骸还没有找到，鲍曼就可能继续在世界各地神出鬼没。西蒙·维森塔尔宣布说，他手头有现在住在阿根廷的前全国领袖的照片。前德国情报局局长赖因哈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声称，还在第三帝国时期鲍曼已经是斯大林的间谍了，战争结束时当然就跑到俄国去了，以后也就死于莫斯科了。埃里希·卡尔·维德瓦尔德又添枝加叶地重复了一遍他的故事，并在荷兰出版了一本书。
根据《明星》杂志总编辑亨利的指示，我可以同别人一起作出努力来解决关于鲍曼的一切传说中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娓娓动听的一个传说的最后一个魔法。发行量很大的一家英国报纸和一家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组标题为《鲍曼还活着》的文章。作者名叫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是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据说他探听到一件消息：鲍曼在战争结束前已派人把价值两亿美元的金银财宝、外汇和艺术品用潜艇运往阿根廷，后来在第三帝国崩溃后，就在一位天主教信使的陪同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会见了埃蔽塔·庇隆。当鲍曼把他的财富的相当大一部分交给她的时候，她就为他在阿根廷提供了避难所。从那以后鲍曼就化名为里卡尔多·鲍威尔。法拉戈不仅能出示此人的照片，而且还能出示阿根廷政治警察的书面证明：鲍威尔实际上就是鲍曼。里卡尔多·鲍威尔这个名字是幻想家法拉戈从柏林文献中心主任那里借用来的。这位主任名叫里卡尔德·鲍威尔，是一个德国侨民，他从美洲回到了德国。在此斯间鲍威尔刚好也成了我的朋友，无论我有什么需要，他都肯帮忙。
我在伦敦会见阿法拉戈。我把汉堡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以及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儿子也带去了。霍夫曼的儿子经常在希特勒的大本营照相，因此认识鲍曼。人类学家要仔细察看法拉戈搞到的鲍曼的照片的头颅。然而这个匈牙利人却立即表示怀疑，说那些照片不是他亲自拍的，而是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来的，无论霍夫曼还是人类学家都没有发现照片上的人像马丁·鲍曼。此后不久，《明垦》杂志驻甫美编辑黑罗·布斯解开了这个谜。原来照片上那个人是一位住在阿根廷的教师。布斯还要了一个花招来戳穿前美国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价值。他用五十美元作为贿赂，从阿根廷情报机关搞到一份文件，它证实，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实际上就是马丁·鲍曼。自此以后，追捕鲍曼的人就渐渐失去发明新传说的兴趣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寻找下去。不过最后一次找到鲍曼的机会几乎被错过了。有一天，前柏林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赫伯特·赛德尔寄给我一份剪报，上面登有一则消息，说我估计掩埋着鲍曼尸体的那个地方不久要破土动工。我向我的法兰克福朋友检察官约阿希姆·里希特发出警报。他立刻作出反应，报告了柏林警察局和有关建筑部门。建筑部门的工人后来也积极参加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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