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希望用鲍曼的头换得十万马克奖金。但作为不懂法律的门外汉，他们不知道，只有活着的头才值这样多钱。
他们确实很快碰到了两具骷髅——它们摆放的姿势很奇怪，一个人的头靠着另一个人的脚，对于里希特和我来说，这是我们快达到目标的第一个迹象。邮局职员克鲁姆诺夫曾对我们说，那个“矮胖子”在运送过程中老是从担架上掉下来，最后他们才想到用上面那种摆放的姿势把它们抬走。由于他们不想再接触尸体，所以就直接把他们抬的东西翻过来倒进坑里埋了。
最后只能由法医来作判断了。这个判断之所以能作出，要归功于我的另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有一天，当他问我寻找鲍曼进展如何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即使我们有一天找到他，恐怕也辨认不出来了。我们没有关于他的牙齿的记载。”欧文在他下一次去美洲旅行的时候，到国立华盛顿档案馆去查了一下。他在那里找到了鲍曼的牙齿图样，这是由柏林胡果·布拉施克教授绘制的。纳粹党高级人士的牙科病都是由他治疗的。战后他为盟国绘制了图祥，它们证实，我们找到的颅骨正是鲍曼的。此外，假牙技师弗里茨·艾希特曼和布拉施克的女助手卡塔琳娜·霍伊泽曼也能重新认出他们为鲍曼加工的假牙。鲍曼在调查表上登记的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也同骨骼的尺寸相符。施图姆普费格尔的辨认就更快了，因为在柏林文献中心有一份党卫队医生给他检查身体的认断。最后慕尼黑刑事侦察技术科长根据颅骨复制了两个死人的头和外貌。我们把他的作品同鲍曼和施图姆普费格尔的照片比较了一下，再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了。
在这个刑事案件结束后，法兰克福检察署把马丁·鲍曼的遗骸交给他的遗属处理，但作了一个规定：这些骨骼只能埋葬，不得火化，因为不能完全排除再次需要用它们来作证的可能性。鲍曼的子女至今不接受这一条件。
和他的朋友鲍曼一样，门格勒的头颅是纳粹逃亡分子中悬赏价格最高的10 万马克。然而他从来不是国社党的领导人物。门格勒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黑眼睛，满头黑发，皮肤黝黑，德苏战争爆发时他刚30 岁。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试验使他声名狼藉，并被列为重要战犯。
约瑟夫·门格勒于1911 年3 月16 日出生在贡兹堡，其双亲卡尔和瓦莉是当地的实业家。他的学业成绩优异，曾获法兰克福大学医学博士和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战后学术界“收回”了这两个学位）。医学加哲学！当时这意味着生命冲动理论和雅利安种族生物学的结合，其结果是十分令人可怕的。
门格勒说：“人和狗一样，是有系谱的。有人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优良的狗种。今天，我们正在培育超级人种。”
1945 年门格勒博士33 岁。他于1928 年加入纳粹党。他参加过冲锋队，后来又加入党卫军。他那令人可怕的才智引起了他的上级的注意。在布痕瓦尔德短期工作后，他晋升为党卫军上尉并成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
维森塔尔援引囚徒的控诉说，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个专门“实验手术室”。在那儿，一些囚犯被当作动物来进行试验。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试验呢？人们难以知道，因为接受试验的人大部分都已死去。维森塔尔说，门格勒曾进行过“双胞胎”的专门研究，他“试图人工制造出一些蓝眼睛的雅利安型孩子”。
然而，不管这是多么使人难以置信，门格勒博士几年以后才受到追捕。当所有希特勒政权的高级领导人物被捕或逃亡国外时，这位主治医生还安然地生活在德国。有人甚至不无根据地推测，他最近又回到了德国。
他的逃跑路线确实与鲍曼和其他逃亡分子的路线大不相同。今天看来，他是在特殊的、神奇的条件下逃跑的。
门格勒已结婚，并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却与一个18 岁的犹太姑娘姘居。集中营的囚犯管这个姑娘叫维尔玛！维尔玛的双亲已经去世，她是由祖父抚养在的。她的祖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珠宝商，他的珠宝店在华沙交易所附近。当建立隔离区时，她的表兄是犹太人治安组织成员。该组织作出了与德国人合作的选择。
一天，维尔玛进入华沙非犹太人区，因未带通行证而被巡逻队拘捕。1943年她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她的表兄希尔·聊贝尔，绰号“波兰黑市大王”，是一个不可触犯的传奇式人物。他为她奔走说情。经过一番周折，她与门格勒相识。门格勒为她所倾倒，并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住所里。
维尔玛在集中营里行动自由。每次只要可能，她便毫无顾忌地为她的这个或那个教友说情。
维尔玛聪明活跃，且颇有心计。她很快获得了她的利益之所在。当战争败局已定时，她答应帮助门格勒逃跑。她的爱情似乎是真诚的。她对门格勒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944 年6 月，维尔玛劝说门格勒早作安排。4 个月以后，他获得离开集中营的通行证。
“希尔·陶贝尔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她对门格勒说，“我知道他把从武装部队盗来的器材装备交给了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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