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被盟军逮捕，并被拘禁在马尔堡“分类”营。在那里，他得知他被起诉并被指控参与私刑杀害一名英国轰炸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是1944年11 月飞行起火后在克洛斯特弗尔德跳伞的。事实上，凯斯登当时是在克洛斯特弗尔德担负着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与帝国元帅戈林之间的联络任务，并没有参与此案。1950 年此案复审，宣布他无罪。当初他差一点被判处死刑。
如同在大部分拘留营那样，在马尔堡，犯人每60 人编成一组，居住在十分简陋的帐蓬里。帐蓬之间都由厚厚的铁丝网隔开。盟军监察委员会的官员对可疑分子逐个审问。他们依据名单和档案，力图查清站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否是国社党党员、党卫军队员或保安处成员。每一个都必须书面写出自己的经历，填写调查表，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并准备接受极其详细的审查。
凯斯登决定逃跑。一天晚上，当他在集中营外劳动时，恰巧遇到一长队因“无罪”而刚被释放的犯人。乘哨兵稍不注意，他便钻进他们的队伍。几小时后，他搭上一列货车逃到巴特霍姆堡，后又到达法兰克福。他终于回到巴登一符腾堡他双亲的家里。过不多久，1945 年11 月的一天，凯斯登外出回家时，发现他的家被美军包围，他不得不再次逃跑。于是他又逃到蒂宾根。他认识该地区前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并想在他家投宿。但后者刚被捕，其妻劝凯斯登逃往阿尔卑斯山：
“我们的许多朋友都逃走了。据说。现在意大利一瑞士边界有几条可靠的路线。我不了解详细的情形。”
“和谁联系呢？”
“您可去施利尔泽河边的诺伊豪斯村，找过去的领导人奥贝尔林多贝尔..假如他还没有跑到那边去的话！”
奥贝尔林多贝尔一直呆在村里。他很平静，甚至似乎毫不在乎，他告诉凯斯登，一伙来自德国各地的逃亡分子此时正藏在斯皮特湖边舍恩弗尔塔姆草原附近的山中。
于是，凯斯登当天就进山了。在山上，他碰上了一些旧友、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分子、老人和一些军官。他们生活在一种尴尬但还算愉快的气氛中。大家互相回忆往事，交流消息。但躲藏只能是暂时的，况且供应已成了问题。
12 月初，下起大雪，天气骤然变冷。在这些逃亡分子中有妇女和儿童。有些人得了病。阵阵寒雨使冻疮伤口疼痛难忍。牧场上一片寂静。这伙亡命分子与外界隔绝，情绪越来越低落。由原国外保安处乌尔姆分处官员弗里茨负责的供给，现在是越来越靠不住了。怎么办呢？
12 月2 日，对这伙人多少起着领导作用的原德国中央保安局官员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分析当时的处境说：“局势紧张，这里非久留之地。我们只有两个办法：或是投降或是逃往其他地方，在山里是没有安全保证的。”
大部人决定投降。第二天，舍恩弗尔塔姆草原布满了美军。可凯斯登、霍肯海梅尔、两名前林茨盖世太保分子、一个女人及其他几个人没有绝望。在美军到达之前，他们在漫天大雪中先是沿着瓦莱普山谷，然后顺着山路离开了此地。
他们来到被法国人占领的蒂罗尔市，没有引起注意，尔后又渡过莱茵河抵达沃尔格镇。在奥伯尔古尔格村小憩几小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最后一段旅程是相当艰难的。奥伯尔古尔格村的一个山间向导同意带领他们穿过阿尔卑斯山去意大利。但是登山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取道路程短、但十分危险的冰川。圣诞节之夜，万籁俱寂。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们在霍希弗斯特东南（海拔3411 米）的勃朗峰露宿。
12 月28 日，逃亡分子终于走出山区，到达默兰后即刻便被领进一座修道院。从此，他们便登上“罗马之路”，踏进了瓦尔特·罗夫的“王国”。他们在默兰呆了几个月。一位名叫恩里科·德·P..的人和一伙嘉布遣会修士负责与罗夫进行联络。1946 年1 月，他们被送到米兰。应该说，旅途十分顺利。虽然有游击队检查，但是没有人搜查火车。在米兰车站，一辆汽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被送到克里斯多弗罗，与其他逃亡分子会合。
“我一点也不明白，”霍肯海梅尔说，“在德国，我们被追捕；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被追捕，可我们却安然无恙。”
一个名叫施文特的前保安处灭绝营突击队队员回答说：“你对什么都感到惊奇。”
脱险者有的来自瑞士，有的来自奥地利，他们在日内斯作短期逗留后来到米兰。他们的日子还算平静。人人给自己起了假名并弄到一些零花钱，因而能自由活动。
晚上，在城里的小酒店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德国国社党党徒一面喝着西昂葡萄酒，一面在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肖像下窃窃私语。
自1946 年5 月始，逃亡分子加强了纪律管束。一个前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一家酒店里酒后失言。从此，他们被禁止夜间外出，晚饭前必须回到寓所。
但是，并不是除了安全就没有其他优虑。一阵快慰之后，逃亡分子开始因消息闭塞而感到苦恼。许多人因得不到家里的任何消息而焦急不安。他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常在外露面的人仅仅在两三个星期后，就由牧师陪同去了罗马。而其他人则不得不等待三四个月，有时甚至六个月，才可知道自身的命运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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