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最好不要过多地提出问题。”瓦尔特·罗夫常常这样说。
“这里归谁领导？”一天，凯斯登问他，“可是教士？”
“不要无礼！你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需要他们。”
“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原来，“逃亡网的教士”都是以盟军拘留营官员的身份活动的。几个月以来，欧洲出现了一股搜集情报的热潮。每天都有两名逃亡分子被带到罗夫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的寓所。有两名教士询问他们以往在第三帝国的活动情况。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每一个似乎有趣的情况都被搜集起来，转达到上面去。大部分脱险者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结束谈话。他们知道，对问题回答得越快，他们就能越早获得安全。在高山上与凯斯登结伴同行的盖世太保成员，就是这样带着国际红十字会发给的身份证先去罗马，然后去近东的。1946 年年底，凯斯登也在卡斯特尔索拉罗镇受到接见。坐在罗夫右边讯问他的好像是一个奥地利籍的年轻耶稣会神父。“我们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徒劳无益地给你带来麻烦。最近有两名美国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但被我们揭露了。”“我学会了沉默。”凯斯登回答。他述说了他的生涯，他在中央保安局及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耶稣会神父不时打断他的话，询问具体细节。谈话结束时，他稍稍感到轻松了些。“这是你的护照，狄特尔·凯斯登。”凯斯登看了一下递给他的护照。他立刻怒冲冲地站了起来，说：“您原来是想把我交给盟军！”
“怎么啦？”
“警察一看便会发现这本护照是假的。水印是伪造的。各页的印章颜色也不相同！谁都不会相信我是意大利人，也不会相信我有39 岁。”神甫笑了，又在皮包里翻了一阵。“你成功地通过了考试，狄特尔·凯斯登，这才是你的真护照。这是一本高质量的护照！”
就这样，凯斯登开始为罗失效劳。在日内斯，他负责与神甫德拉加诺维奇进行联系，并把逃亡分子领到米兰地区的修道院和寺庙。威纳尔·勃洛克道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插曲时肯定他说：“当时凯斯登几乎每次外出时都把自己装扮成教士。”
1947 年3 月，凯斯登不得不离开“罗马之路”前往近东。在此期间，他可能又经历了一番新的周折。当时还流传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鲍曼逃出来了。
为什么没有介绍帝国长官的逃跑情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首先，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 年12 月23 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了！”
根据现有各方面的见证，我们可以再现鲍曼1945 年4 月以后的活动情形。当时，这位帝国长官已战胜希姆莱。“海因里希大叔”丢掉了维斯杜拉河军队的指挥权。鲍曼已把国社党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约瑟夫·戈培尔似乎准备支持他。各种迹象表明，一旦大难临头，他可以在罗夫的帮助下逃匿。但是在战略方面，他似乎也犯一些估计上的错误。
当苏联人冲破维斯杜拉河防线，在奥得河的库斯特林建立桥头堡时，柏林的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与此同时，英、美军队继续向前挺进，从黑森林抵达不来梅。苏联人似乎想抢在他们前面，打算在2 月15 日左右占领帝国首都。
可事情并没有如此。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为了让英美盟军深入德国内地，苏联军队在奥得河边休整几个星期。希特勒推断，双方都希望同时进入柏林，因而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集结在敌军会合点，以打乱盟军的进攻。他把东部奥得河前线1/2 的装甲车调给在东南捷克斯洛伐克前线的舒尔纳陆军元帅使用。
事与愿违。这时苏联人正在正甫维也纳方向和正东奥得河和尼斯河一带同时挥戈出击。红军打乱了最高统帅部的估计。德国武装部队的长官们匆匆向后撤退，准备组织柏林保卫战。柏林南翼很快被包抄，接着被包围。鲍曼焦急万分，一切向意大利撤退的路线均被切断。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巢穴呢？
4 月30 日，在来自四面八方的一阵阵炸弹和炮弹声中，戈培尔、鲍曼、地下避弹室医生斯坦普弗格大夫、总理府车队队长埃里希·林肯卡和党卫军少校奥托·根舍最后一次向他们的元首行告别礼。后者的尸体在离仓们几米远的地方被火化。
“信念，奋斗，胜利！”曾几何时，他们的信念完了，他们的奋斗失败了，他们被打败了。
铁甲门又关上了。鲍曼回到总理府。几个小时以后，他向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一份电报：
元首已选择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委任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晚上，一名可能是由威德林将军派来的西班牙籍志愿军团的士官来到地下避弹室。鲍曼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交谈，随后，鲍曼又向邓尼茨发出一份由他和戈培尔联合签署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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