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对希特勒不时地发出一些怨言。希姆莱对希特勒忠诚不二，罗姆对领袖的不忠不敬，引起他的反感。尤其是戈林对罗姆平时有宿怨，希姆莱又跟戈林结成新的联盟，戈林一心想置罗姆于死地。希姆莱作为戈林的盟友就不能心怀二意，否则，他就无法控制秘密管家，尤其是干掉罗姆及其冲锋队，是党卫队发展自己势力不可缺少的行动。
因此，导致了后来的所谓的“长刀之夜”。消灭了罗姆及其同伙。
希姆莱和戈林的关系。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总理府进行大组阁，帮助他取得政权的人纷纷占据了国家机器的重要职位，而希姆莱及其党卫队却连新政权的重要配角的角色也没捞到。
希姆莱冒着风风雨雨，骑着摩托车为希特勒的纳粹宣传卖命，结果，纳粹头子却把他忘到脑后去了。
令希姆莱更为恼火的是，在此期间，他在党卫队内的劲敌，远在普鲁士的地区总队长库特·达吕格却在他的靠山--普鲁士内政部长和未来的邦总理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下，爬上了政务专员的宝座。
戈林不怀好意，怂恿沽名钓誉、野心十足的达吕格反对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希姆莱，并指令达吕格管辖普鲁士的风纪警察。又任命他为部务主任，甚至将他提升为警察中将。
达吕格获得这么大的权力，觉得眼下没有任何理由再从属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疙旗下，于是，自己独立门户去了。
为了使悖逆的下属达吕格俯首听命，希姆莱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厂、党卫队旗队长莱因哈德·海徳里希派往柏林，指示他在施普里河畔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监视达吕格的行动，随时向他报告。
海德里希和已怀孕的妻子莉娜一起来到柏林，在市西郊租了一栋房子，开始了监视工作，并着手与受戈林庇荫的达吕格对话。
海德里希初次登门就吃了闭门羹。达吕格的女秘书告诉海德里希：将军不能接见旗队长，因为他已另有所属。
海德里希继续要求接触，均遭到拒绝。
戈林还气势汹汹地威胁，再在这里纠缠不休，警察就逮捕他。
由此，使希姆莱认识到，权力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达吕格胆敢如此嚣张，是有权力大的靠山。第三帝国远非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国家。德国国家机器从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那时起，就被一张等级森产、权柄相持的错综复杂的大网所覆盖。只有把阿道夫·希特勒的权力集结起来，这张网才有被突破的可能。
希姆莱为确保希特勒的安全，建立了一支“党卫队特遣队”，后改为政治预备队，执行警察的任务。
希姆莱明白，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希姆莱-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 由于他掌握一支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纷纷投靠了他。
希姆莱自命为政治警察司令，并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拟将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统一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督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大、最有力的钳子之一。
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使他难以在全徳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警察工作。
普鲁士总理戈林，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希姆莱对垒。
希姆莱和戈林的野心不相上下，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戈林比希姆莱多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普鲁土警察大权抓在他的手里，而这正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戈林把普台士的领导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为“特别管察部队”，并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作为自己实行统治的核心机构。这个处起着政治警察情报中心的作用。
政治刑事警察也不跟一般警察在-起办公。 他们迁出警察总署，另立新机构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以后又将其改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
戈林大肆煽动他的警察和冲锋队进行一体化恐饰活动，以进攻最后一批坚持抵抗纳粹主义的人。
冲锋队这群乌合之众，非法抓人，私立公堂，引起公众不满。戈林不得不下令让秘密警察制止这种暴行。
秘密警察反外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希姆莱的党卫队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戈林的地盘。
戈林不想跟党卫队拼争到底，表面上与党卫队消除了芥蒂。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但允许党卫队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的冲击没能取得胜列，不得不跟戈林更新握手言和。
就在这时，一个反普鲁土总理的盟友主动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伸出救援之手。1933年11月，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的中央内政部决定，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但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
过去警察的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只是通过对各邦警察的资助略施一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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