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弗立克的中央集权派，规定各邦的主权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划归中央政府。他在条款里明确规定：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布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少校以上的干部。国家改革派试图实现希姆莱曾设想的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指挥权。
但戈林抵制这项决定。
他赶在了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于1933年11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把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结警察处，隶屑普合士总理直接领导。
国家改革派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
内政部长弗立克无法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可支配的权柄。也没讨得希特勒欢心，固因他曾向希特勒的政敌：格利戈尔·施特特赛宣誓效忠。
中央内政部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希姆莱身上。
希姆莱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杖。他掌握着党卫队这支党内警察，在全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就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队伍。
中央集权派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分子进攻。 在中央内政部的暗中配合下，连续夺得了-个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
戈林始终没有屈服，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回击的措施。他于3月9日宣布：他已接管普鲁士部警察最高领导权。
戈林再次战胜了对手。
正当他得意之际，戈林突然发觉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拥有四百万冲锋队的罗姆，超过了弗正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跟弗立克和希姆莱言和了。
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作了无疑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元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
从此，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
希姆莱的仕途生涯从此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希姆莱和戈林虽然缔结为盟友，但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存在着分歧。
在“长刀之夜”血洗罗姆及其冲锋队时，有些人就是利用戈林和希姆莱的矛看活了下来。
例如：冲锋队地区总队长西格弗里德·卡舍，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迫得走投无路时，逃进戈林官邸，再三恳求戈林救他一命，戈林把他悄俏放跑。
再如：外交国务秘书冯·贝劳已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列入死亡名单，戈林将他的名字从死亡名单上勾掉。
大难临头的冲锋队亲王奥威，被戈林藏在自己的府邸，使他免遭-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关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反犹太人的处理方法上。戈培尔对反犹太民族的观点是：只有将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与纳粹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而希姆莱及其助手们的方案是：将犹太入驱逐出德国，即美其名曰移民出境。不论党卫队推行原定的这种反犹太政策如何残酷，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它并未想到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自从党卫队成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起，党卫队内举足轻重的人士宁愿采取一些多少有别于纳粹党的庸俗的反犹主义的对犹政策。
当时， 纳粹党内反犹太大义分为三个派别。一是民族运动派，这-派人主张限制犹大人在政治相文化方面的影响，但允许他们在经济方面合作共事，几个不加任何限制；另两派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反犹太主义者，代表人是戈培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从1935年起，戈培尔主管反犹工作。他曾声言：“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但一年以后，反犹工作又由戈林主持。戈林属于民族运动反犹派，对犹太入被完全驱逐经济领域表现犹豫。
但党卫队采取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长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把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保安处计划将五十万零三干名德国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
党卫队的计划和行动，遭到身为中央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的强烈反对。长期以来，他就在等待机会，想重新将反犹工作抓到手。
他的宣传机器已做好掀起一次反犹新浪潮的准备。
此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敌视犹太人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极其隐蔽的反犹斗争， 结戈培尔提供可乘之机。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公布一项法令：凡持波兰护照者，如不在本月底前办理好波兰发结的特别签证手续，其波兰护照一律作废。德国外支部立即看出波兰政府的目的，是想把众多的波兰籍犹太人推给德国。
德国自有对付的办法。
10月28口，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下令逮捕了一万七干多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徳波边境。当天夜里和次日清晨，弟三帝国首批大规模武装押送出境的受害犹太人被赶出了边境，站在波兰边防部队的枪口前。
处在德波两国警察之间的汉诺威裁缝师傅格林斯潘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法国巴黎， 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斯潘听到父亲的噩耗，于11月7日，买了一支手枪，用五颗子弹打死了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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