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峰连连点头，小心地问：“从哪里获得移植的器官？”
戚处长犹豫了一下，考虑好从何处回答这个问题后，说：从器官摘除的角度分，器官移植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活人身上移植器官，这主要是指人体有两个器官或者不致命的器官，例如肾脏，捐献人可以捐出后照样正常生活，严格说，骨髓捐献也属于这种器官捐献；但另外一种则只能从死人处获得，例如心脏等，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样的器官，缺少了就无法生存。
“肾脏和脾脏从哪里来？”杨文峰问。
戚处长说，主要靠捐献，很多人从亲戚朋友处获得，也有的通过报纸媒体呼吁社会上好心人士伸出援手的。这类手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因为医学上已经有超过六十年的历史。只要找到相同血型和身体组织细胞不互相排斥的器官捐献者，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广东地区每年都至少做上千起这类器官移植手术……杨文峰不觉惊叹了一声，接下来问：“这上千起都是靠捐献？”
戚处长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声音轻松起来：算了，你不是外人，我也不说官话，只是你不要报道我说的，报道起来，还是要讲究政策的。这样告诉你吧，我们国家不允许人体器官买卖，这是铁的政策，任何情况下不得违反。所以像这类肝脏器官移植只能通过“捐献”，但好好的人怎么愿意缺肝少肾的呢？特别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你剩下的那个肾脏有可能出问题，到时就大件事了。于是这样的器官移植基本上都是在私下买卖的，只是在医院进行手术前，双方签具申明，证明双方是本着捐献的原则。由于卷入金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般都在合同上写为受捐者对捐献者的营养补助。
“广东目前市面上多少钱一个肾脏？”杨文峰问。
戚处长笑了笑：这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而定，现在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吗？再说，如果你自己找，可能根本找不到，又或者被骗都说不定，听说一个专门帮人找捐献者的行业应运而生，说得难听点就是人体器官贩子。但是只要他们是建立在自愿捐献的基础上，政府也没有办法干涉，因为政府在政策的限制下，无法自己设立类似的机构，当然得允许人家在私下搞。不然每年一千多个需要换肾的垂死病人到哪里求救？
杨文峰对戚处长的通情达理表示赞赏，戚处长也很高兴，谈兴渐渐转浓，接着说。
我也是听医院的朋友经常谈起，以前广东市面上一个肾脏的价钱基本上维持在15万元人民币左右。这对于一般捐献肾脏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些无法养家活口的父母为了子女捐献肾脏的情况很普遍，有些吸毒者没有钱了也走极端，但是这些人捐献的肾脏，无论是疲倦的父母还是已经被污染的吸毒者，都不那么受欢迎。后来听说跌价了。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大学刚刚改制的时候，很多大学生无法交学费，于是有大学生开始招贴广告愿意出卖年轻的“聪明的”肾脏。你还别说，虽然肾脏和人的智力没有任何关系，大家还都喜欢在校大学生们捐献的肾脏。有段时间价钱都上升到20万元人民币。你想，与其像以前上海复旦大学等大学的学生因无法交学费而自杀的话，不如卖一个肾脏赚得20万，不但可以读完大学四年，还有剩下的钱安排大学毕业后的生活。
杨文峰说，这倒也是的。其实国家不应该允许黑市交易，应该本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以及雷锋精神等等，从实际出发，设立国家级的器官捐赠（补偿）机构，统一安排，宏观调控。说到这里杨文峰突然想到，中国每年因贫穷走投无路而导致的青年人自杀事件多达20万起，如果告诉他们可以出卖器官一夜致富，那不就可以把自杀率降下来，而且同时还可以拯救很多垂危的器官需求者。杨文峰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妥，就把心思收回来。
这种事情国家无法做的，戚处长认真地说，我们国家正在各方面和国际接轨，这样的事情国家是不能做的。除非国际上有先例。再说，国家一管就死。就拿这器官移植黑市买卖来说，看似混乱无序，其实却是严格受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控的。我刚刚说到大学生的肾脏卖到20万，那其实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人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哪里赚钱都向哪里涌。结果……“结果怎么样？”杨文峰急忙问。
戚处长喝了口矿泉水接着讲：结果现在听说五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只鲜活的肾脏。
“怎么会这么便宜？”杨文峰不解地问。
原因是多方面的。戚处长解释道，而主要的原因是人体器官贩子找到了新血。你想想，看你这记者脑袋是否可以想出来。
杨文峰想了一会，摇了摇头。
“好，我告诉你，就是农村进城打工的民工！也叫盲流！”戚处长揭示了谜底。
杨文峰倒吸一口凉气，突然想到自己了解人体器官移植的本来目的。民工人数众多，大多年轻力壮，身体良好。而且五万元对于他们不是小数字。
戚处长又解释道：盲流加入器官“捐献”的行列后，肾脏等可以捐献的器官的价钱就一路直线下跌。据我了解，目前庞大的盲流队伍基本上把其他捐献团体和个人挤出了竞争队伍，也就是说，盲流垄断了捐献器官这一行。而且……看到戚处长欲言又止，杨文峰知道事情还没有完，就盯着她。戚处长停了一下，想了好一会，才接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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