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由于盲流内部竞争激烈，以及器官贩子蓄意压低价钱，使得器官“捐献”的补偿价钱还有下降的趋势。这不但损害了捐献人，也造成市场的混乱。例如外国人特别是港台同胞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也开始讨价还价……“外国人！还有港台同胞？”杨文峰吃了一惊。
当然有，戚处长不解地看了眼杨文峰，我们国家的这方面手术水平相当高，而且在拥有同类型手术水平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可以轻易找到器官捐献人的国家！港台一直缺少待移植的器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开始，每年都有上千名港台病人在大陆喜获内脏呢。到了新的千禧年，他们开始组织“器官移植”旅行团，听说报名很踊跃——这也为我们国家赚取了外汇！
“我明白了，”杨文峰说，“可以谈谈另外一类器官捐献吗？就是那种死人捐献的。”
戚处长说，这类器官捐献就比较复杂了，首先捐献者必须是死人，因为捐献任何这类器官如心脏等之后就是不死也不可能活下去。国外这类捐献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美国。他们主要依靠交通事故中身亡的人的自愿捐献。在美国你申请驾驶执照时，他们就会让你选择，如果出现交通事故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你是否愿意捐献你的器官，以及你愿意捐献哪几种器官等等，然后把你的答案输入全国性的资料库里。所以每次美国出现交通事故，警察首先检查是否有人死亡，一旦确定死亡，就马上检查死者的驾驶执照，如果发现死者是器官捐赠自愿者，那么警察最先通知的就是医院的直升飞机。直升机上的医护人员会在第一时间把死者的器官摘下来，紧急送往医院。因为美国全国的医院都住满了等待着器官捐赠的垂死病人。那些人躺在医院里算着自己的死期，可怜巴巴地盯着电视屏幕，巴不得新闻广播一些严重交通事故这类对他们来讲是喜讯的消息。当然美国也出现过医护人员急于获得器官而在事故人还没有完全死亡时就把人家器官割下来带走的。
“我们国家死于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每年都有几十万，如果可以学习美国，那不就解决了器官移植的这个大问题？”杨文峰说。
事情不这么简单。戚处长解释说，器官移植最主要的是及时性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像心脏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个躯体里取出后尽快移植到病人身体里。中间间隔的时间越长，成功性越少。如果相隔一个小时以上，就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维持。如果你考虑到器官移植前还需要进行严格的血液化验、DNA对照等程序，就知道在我们国家这个方式几乎完全不可能。因为全国交通事故中当场死亡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死亡后，首先需要警察第一时间赶到，第二则需要就近的医务单位有24小时待命的直升飞机和高水平外科医生，第三则是需要有全国病人资料库，因为在获得鲜活的器官后直升飞机必须在起飞的同时就知道目的地，也就是就近哪个医院躺着需要何种器官的病人，否则时间太长器官无法保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从上面三条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还远远达不到。
“可是，”杨文峰不解地问，“我们国家也做这类器官移植，我是指心脏呀，肺部呀，等等，那都是哪里获得的器官！？”
“我们国家这方面器官移植水平也是出类拔萃的！”戚处长突然再次犹豫了起来，“不过不管怎么样，这类手术需要鲜活的器官。也就是说，不管器官捐献人是活的或者半死不活又或者刚刚死去身上还是热的，捐献出器官后就必须得死。”
杨文峰点点头，说：“可是按照您说的我们国家无法使用意外死亡人的器官……”“也不是绝对的，不过只是极少量而已。例如广州今天发生了车祸，而医院正好有一名病人需要肝脏什么的，而这个病人又正好有路子在第一时间找到死者家属，获得同意，而这一切都正好可以在两小时内完成。因为医院必须在两小时内从尸体上取出肝脏。”
杨文峰摇摇头，“这样的事情太少了吧？可是我们国家还是不停在做这类手术。难怪人家外国人要认为我们是使用死囚的器官……”“不要乱说，”戚处长很紧张，压低了声音，“其实，死囚的器官确实是最理想的。这里当然不是说非法获龋有些死囚杀人越货，死时也是很后悔的，为了积阴德，他们听说有器官移植，有些愿意捐献出来。还有些死囚家属也认为自己亲属贻害人间，如果死后可以遗爱人间的话，会获得一定的安慰的。”
“死囚还真是个好捐献者，”杨文峰接住说，“他们是按照法庭命令，在固定地点和固定时间死去的，如果医生在旁边等着的话，就可以获得新鲜热辣的器官。”
杨文峰又问：“全国一年枪毙那么多人，不知道广东一年有多少个死囚捐献器官？”
戚处长不说话，看了看手表。杨文峰没有理解过来，戚处长等了一下，说：“这个我也不清楚。”
杨文峰“哦”了声，“处长你怎么会不清楚呢？难道医院的器官移植没有统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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