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处长明显有些不高兴，“我们国家很多事都无法搞清楚，这点杨先生不是不了解的。哦，时间不早啦。明天开始，杨先生可以拿着我开的介绍信参观一些医院，好不好？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
杨文峰离开时想，如果器官移植没有一个部门有强制性登记，那自己如何可以查出来？不过他还是决定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搞清楚在广州公安局发现那十八具尸体的时候是否有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
回到家楼下的杨文峰发现信箱里有一封外甥李昌威的信，他一边上楼一边打开信，自从昌威离开家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车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杨文峰真有些担心。草草看了一遍李昌威的信，他才放下心来。
舅舅：我现在在上海，虽然暂时住在南翔垃圾场处理站，但很快会想办法进入上海。
当我们的火车到达上海火车站后，一出站门我们五个老乡就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吸引住了。
他们四个只有一个比我大，另外三个都比我小，小虎子只有16岁。他们两个初中毕业，另外两个算是读完了小学。本来从家乡出来的时候，他们听人家说南方好，所以都想南下广东，我想换个地方，我想到北京或者上海。于是我从书上看来的资料说服他们和我一起北伐北京或者东征上海。我告诉他们南方的开放已经到了尽头，由于南方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加上天高皇帝远，贪官污吏和黑社会沆瀣一气，到处鱼肉人民，像我们这样的盲流，那地方是去不得的，搞不好会像孙志刚一样被人家活活打死。但北京就不同啦，那是党中央和以前毛主席的地方（毛主席现在还躺在天安门广场那个用酒精浸泡的棺材里呢），那里的人民晚上睡觉都枕着宪法。在宪法的保护下，我们只要拼死拼活地干活就不会饿死或者被人家打死，而且由于2008年奥运会越来越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至于上海就更加了不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这里也是出领导人的地方，我们有一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上海培养的，上海既然培养了他们，他们飞黄腾达后，就反过来培养上海。结果，这些年几乎把上海发展得像美国一样，把全中国都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到那里肯定有用武之地。他们四个当时还听不太懂我的话——当然我也不全懂，不过后来他们还是听我的来到上海，只是一路上都问东问西，不知所措的样子。这下好，离开火车站不久，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镇住啦。小虎子听到上海人嘴里软绵绵的上海话，直拉着我的衣角紧张地问：李哥，这是外国吗？
这里真像电影上的外国，到处是高楼大厦，不管多高的大楼都窗明几净（你说他们是怎么爬上去擦窗户的？），地上都是水泥地，一尘不染（这里根本就没有城里人歌颂的“土”地！）；从我们旁边走过的人都西装笔挺，油头粉面（一个个都好像电视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一个不锈钢外墙的玻璃大楼时，我看到我们五个人的影子，这让我很不安。我们衣着寒酸，每个人背一个大包外加一床棉被套，和周围改革开放的新上海格格不入。当时我应该早感觉到另外一件怪事，那就是和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我们好像是这个城市唯一的民工。等我注意到这点的时候，为时已晚。
在火车站我已经研究了上海地图，大家心里向往的地方，也是全国人民都羡慕的地方浦东在火车站南面，于是我们就开始向南边走。好在我带了个指南针，这才让我们在高楼大厦的森林中不至迷路（这里很难看到太阳！）。
都怪我警惕性不高，如果我当时不是太得意洋洋的话，应该一早就注意到我们身后一直有人跟踪。跟踪者是年轻男人，手臂上还套着红臂圈，上面写着“治安”两个字。其实我在火车站看地图时，就感觉到有人用警惕的眼睛盯着我们五个，只是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后，原先跟踪的人停止了跟踪，所以我就放松了警惕。当我们离开火车站，向南走了20分钟，又有人跟踪了，只是又过了一会，他们不跟我们走了。不过等我们走了阵子，又有新的红袖章跟上来。这样搞了几次，我终于明白了那些人在接力跟踪我们。这时我们也走累了，于是就在一栋叫人民大厦的楼前休息。
我们的屁股还没有落地，后面跟踪的红袖章突然趋前，大声说：“起来，起来，这里不能坐！”
我们吓得立即跳起来，小虎子第一次出远门，听到那吼声连忙躲在我身后。那个红袖章戴个眼镜，凶巴巴地盯着我们，用软绵绵的上海口音恶狠狠地说：“你们干啥子呀，你们哪里来的，在这里干吗？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上海市临时住居证呀？这里不好坐得呀，侬知不知道呀！？”
他们四个都吓得不敢说话，我就站出来对那个红袖章解释，可是他根本不听，挥了挥手：“这里是我的管区呀，我不理那么多呀，你们不好在这里坐得呀，侬走就得的啦！”
于是我们五个人就被他连推带拉，轰出了他的管区。可是我发现一离开他的管区，立即就有另外的红袖章盯住我们。就这样我们走呀走呀，一直不敢停下来，走了三个小时，问人家，这是浦东吗？人家说，你走到五角场啦，坐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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