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为和我一样的盲流做些事，而且受到他们的肯定，比什么称号都让我满足。广东的盲流发展较成熟，我在广东编写小册子时不但得到人力支持，而且印刷厂听说我是印刷《盲流指南》，就免费印刷，连成本和工本费都不受。他们说，只要多盗版两本书，就赚回来了。
在我接触的所有盲流中，深圳东门的姜老伯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他老人家七十多岁，靠乞讨为生，在乞讨的生活中，他收留了八个六到十四岁的乞讨儿。他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姜老伯收留的乞讨儿中有些是被有黑社会背景的乞讨集团控制的，姜老伯帮这些孩子改过自新。他告诫这些孩子：乞讨和打工挣钱光荣，但盗窃和加入黑社会就绝对可耻。
那天在棚屋里，刚刚认识我的姜老伯听完我的介绍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由于盲流特别是盲流中的年轻人和孩子，从小离开家和大人，对好坏和善恶的认识有限，结果他们成为沿海地区黑社会和黑势力竞相发展的对象。姜老伯说，他自己收留这八个孩子，能够让他们不陷入黑社会的控制，就满足了。他希望我的《盲流指南》能够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我说，我对黑社会和黑势力不清楚。姜老伯说他可以介绍人和我认识。
从那以后《盲流指南》里又加进了如何识别黑势力、黑社会的内容，都是由姜老伯介绍的人撰写。我看过一些，有些害怕。
不久我发现广东也有一些为盲流谋福利的组织，例如最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台湾传销网，组织者不但不歧视盲流，而且还以我们盲流为发展对象。很多在工厂吃不饱睡不好的盲流加入这个传销网后，获得了新的生活。
上面这些事加在一起，让我感到一些希望，让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不到盲流的未来，看不到盲流有什么希望。
不过最近两年，总有人想找我的麻烦，我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但他们好像对我的《盲流指南》很忌讳又很有兴趣。我很不高兴。后来舅舅竟然也两次问到我的《盲流指南》，我真不知道大家都怎么了，这只不过是一本让我们盲流找口饭吃找个地方躺下喘口气的小册子而已……2008年七月底，那时我已经来到厦门，舅舅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吓了我一跳，舅舅的脸色像土，仿佛苍老了十岁似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舅舅用那么严肃的表情，那么急切的手势和那么恳切的声音同我说那么多话。我一开始都没有听懂，舅舅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
“……决战境外……台海必有一战……盲流……致命武器……”我终于听懂了，但我却怀疑自己这一辈子都搞不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心里一片空白，大脑一片混乱，一半血液在沸腾另外一半又好似冰冷得凝固了……“这些狗娘养的！”那是我当天唯一能够说出口的话，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口骂娘！
※※※※※※※※※
第四部：决战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周玉书？”总统脸上混杂着讥笑和愤愤不平的表情，“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长十年前提出的计划，竟然让我们中央情报局大大的局长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总统先生，我们尽力了！”戈斯觉得该说清楚的时候不能一直唯唯诺诺，否则今后别想再在华盛顿混了，“我们对北京的人力情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让人满意？”
“让谁满意？”
“让北京满意吧！”
“哈哈……”
戈斯对于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他神情凝重地说：“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当美国人民嗅出让人振奋的和平气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刮过来血雨腥风。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把和平演变中国作为首要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北京采取两种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封锁，想法设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带进中国，传遍大陆；二是培养扶持已经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民运精英展开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变中国政治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力图在北京成立亲近西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把麦当劳汉堡包店开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中国人也习惯了在披萨薄饼门前安静地排队，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使用白切鸡的调料吃肯塔鸡的中国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于北京连搞几次反精神污染并且多次借机煽动仇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那些年在北京传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把绿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证发给了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暴政中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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