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一党的利益置于台湾利益之上，而把台湾利益又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手里的人力情报。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虽然台湾已经从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王牌特务中共少将刘连昆处获得了中共‘实弹’演习中使用空炮弹的情报——也就是说中共尚算理智，两岸并无擦枪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台湾国安会当时给我们的情报却声称，北京已经准备好利用擦枪走火的机会对台湾实行点穴式的打击。由于我们在北京的情报人员并没有获得高层情报，无法证实台湾情报的真假，于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美国动用了两艘航空母舰，并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战斗群进入戒备，必要时立即驰援太平洋。台海危机虽然和平化解，但却奠定了中美对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后来台湾的王牌特务刘连昆被北京抓获，我们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台湾当局利用和蒙蔽了。”
“这也不叫什么蒙骗，”国防部长打断道，“台湾当局也许只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让我们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质。我们不是在那之后调整了对华战略策略吗？”
“这个我承认，可是那件事情也让北京调整了对美战略策略！”
“哦，是吗？”总统好奇地看着戈斯，“说来听听。”
“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美国把中国提到主要对手的地位加以重视。但在中国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变，这之前他们只是怕美国和平演变，只要防止美国和平演变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台海危机之后，他们从上到下都生出了迟早要和美国打一仗的念头。我们后来获得的确切情报显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接下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国已经暗中调整了核子武器发展计划和策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时在不实行核试爆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囤积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时实行批量生产。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致命武器’也是在那个时候由北京国家安全部一局情报局局长周玉书提出的。”
“局长先生，你的前任特内特在任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情报策略，是否成功？”国家安全顾问这时插进来问。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我们当时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要开展对华人力情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例如我们利用中国军官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发展了中国国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潜逃来美国了？”
“对，他当时几乎把中国国防部涉及到对美的所有绝密文件都带来了……”“可是没有带出‘致命武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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