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那个计划实在太绝密，北京最高当局知道无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改头换面，结果让执行计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行‘致命武器’计划。据我们所知，在‘致命武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全中国知道这计划的总共不到十个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军头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这个计划……”“原来是这样！”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十人中，每个人配备的常规警卫都超过一个连的正规军，别说从他们那里获得详情，就算是想远远地看他们一眼都困难！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局长周玉书！”
“难怪你们只能从他下手，现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绍你们对中国改变策略后发展情报人员的做法。”
“我们主要对三个层次的中国人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法进行情报工作。”
“说来听听。”
“第一层是针对北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集权统治，人治的色彩很浓，政府决策经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据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恶黑箱操作，所以针对一些高层的工作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层次的工作也最难于展开，大家知道，能够通过一关关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踩着无数共产党员的尸体爬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的几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们早就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刀枪不入，而且我们也无法使用经济手段。”
“为什么，我给你们的拨款和情报经费还不够吗？”总统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统先生，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情报经费完全不够。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通过家属或者子女控制了数十亿的资产，除非总统你还想美国出现赤字，否则休想去收买他们。前些年我们使用绿卡作为诱饵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对于自己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可以红旗不倒抱怀疑态度，都在纷纷暗中转移资产到海外铺后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利用了一些情况。但是总统先生，这招已经不灵了，他们大多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不害怕我们会要挟他们。后来我们开始采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国公司雇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给他们近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情况下自愿成为我们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哈哈……”大家都随着总统笑起来，“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好好！”
“他们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团等美国控制的跨国金融公司的中国部或者研究部任职，例如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子女在这类公司任职。总统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也不例外，他们的子女既然在国内不能经商，那就到外资企业去任职吧，年薪都不少于一千万美金。”
“这么多？太过分了！”有好几位摇头表示不可思议。
“不用担心，主要是企业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分析’对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补助他们一点，不过那些企业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并不欠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针对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曲线救国的情报工作，过去我们获得的大量的经济政治情报，就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惑，那就是这些子女大多并不关心北京党政军方面的绝密情报，他们的父辈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些保密知识和原则的。加上最重要的，这些太子党们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和体制下的幸运儿，他们潜意识里都不会作损害那个政府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具有片面性。”
“我们使用第二个层次的情报对象弥补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重点工作对象就是中共党政军中的中高级干部，由于高级干部大多已经掌握实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手中的权力慢慢换成金钱和享受，所以我们工作成功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中级干部。我们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黄金万两两手对他们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些人经过一段在中共体制内艰难的跋涉，大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他们心里一方面羡慕高级干部大权独揽，靠贪污腐败享受金钱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变中国现状，实行清正廉洁公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很愿意与我们合作。问题就在于‘找到机会’，由于做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们本部的间谍经营者（Master）亲自出马，而我们大多为白人，出动到中国大陆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党政军高级干部到美国访问和学习，我们的机会并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这样被发展的。”
“我知道，但你们也有失败，你们以为前国台办主任周明伟是哈佛大学培养的，于是就乘他到美国的机会擅自提高接待规格、开展说服工作，结果这人不买账……”“对，总统先生，我们原来以为他受到美国教育，会接受我们的……没想到，他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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