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在惩罚允的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他的党羽允。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在撤去允的黄带子时，也撤去了允的黄带子。四月，雍正帝将允由青海押解回京，并令自改其名为“塞思黑”（满语，“猪”的意思，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列罪二十八条。 六月，允被押往直隶监禁。据史料记载，允被监禁在筑以高墙的三间小屋内，院子四周由官兵昼夜轮班看守，允饮食都按犯人之例，而不像一般被软禁的宗室贵族那样可以享受较好的生活待遇。当时正值酷暑季节，过惯了养尊处优贵族生活的允适应不了这种生活，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允已不省人事，八月二十七日卯时，允结束了一生，时年四十三岁。
对于政敌允一伙，雍正帝最初使用各个击破的分化策略，迅速解散了其党羽，避免了一场箭在弦上的皇族内乱。直到雍正三年末四年初时，雍正帝见自己的根基已经基本稳固，才变换了策略，由守势转为攻势，将允集团一网打尽。这便是雍正帝的拉打结合策略，体现了雍正帝的政治谋略。
朋党二字，万世之祸
雍正帝自身是靠朋党起家，也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康熙晚年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九王夺嫡政治斗争，他对朋党的力量和弊害因而知之甚稔，所以才下定决心打击朋党。在当时，除允、允一伙外，朋党声势最大的就是年羹尧，这一党虽不与雍正帝为敌，但他们的存在确实妨碍了雍正帝种种政策措施的落实和执政的公平。所以，雍正帝即位不久就搬掉了年羹尧，年羹尧倒台后，朋党自溃。雍正四年，雍正帝彻底根除了允、允、年羹尧等朋党集团，反对朋党的斗争宣告结束。然而没过多久，又出现了直隶总督李绂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的案子，这标志着雍正朝新一轮清除朋党的开始，即反对科甲朋党的斗争。
所谓科甲朋党，是指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拉帮结派，互相袒护，俨然成党。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就是投拜门生，即和前辈拉关系以及和同一年考上进士的人拉关系。
在康熙晚年，由于康熙帝推行宽仁政策，再加上康熙帝喜欢结交文人，对读书人采取了尊重、优待的政策，时间一久，致使读书人结交成风，特别是科举官员之间，徇私瞻顾现象日益严重，这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雍正帝在目睹这种世风滋长的情况后，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大胆指出：“朋党之祸，最为无耻。”一些士大夫历观古今，也以党庇为非，如诗人王士稹 (1634～1711年)常说：“朋党二字，为万世之祸。”
科举制下的师生关系，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师生关系。应试考生被哪个主考官录取，即为哪个主考官的门生。如此一来，乡试就有乡试的老师和门生，会试也有会试的老师和门生。主考阅卷时，因考卷都采用封帖，阅卷时看不到人名，所以主考官并不知每卷考生都有谁。成绩公布后，所选中的考生都注明何处取中，如礼部试及第，便以主考官房号注明如“礼部一房”、“礼部二房”，这时老师和门生才得以相认。考试之后，被取中的考生需要到阅卷的主考官那儿拜门生，认老师，怀有感恩之意，历代积习成风，由此演化出很多歪风邪气，至明清尤甚。但凡主考官，无不希望将来能得门生帮扶；而几乎所有门生，也都希望能通过老师在科场中买通关节，以科举得中。雍正帝在即位前，就对科举制下的结党之风感到不满，下决心要清除这种陋习。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立折请禁止官员投拜门生。他说：“臣见钻营附势之徒，广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者遇科场则求关节，已仕者遇计典则图荐举，且有素不相睦，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偏徇庇护。罔顾法纪……有无厌之辈，一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世兄以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在门生情不能却，送往迎来，周旋应接，非剥削民脂，即挪移正项，穷员亏空，从此渐多，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在这里，莽鹄立指出官员挪移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应付打“秋风”（指古时候假借名义向别人索取钱财），这就和雍正帝的整顿吏治联系起来了。
雍正帝本来就很痛恨科甲朋党，现在莽鹄立又说出了充分的理由，心里自然很高兴，为此朱批道：“师生党比之风，朕所深恶，此奏甚属得理，与朕意合。”他立即下令，命九卿会议，采纳莽鹄立的建议，禁止内外官员投拜门生与打秋风。自此，雍正帝拉开了整顿科甲朋党的序幕。
雍正帝惩治科甲朋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他非常厌恶沽名钓誉之辈，杨名时因贪图名声，雍正帝就罚他自掏腰包疏浚河道的事即是一例。雍正帝指责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而苟且因循，置国家之事于度外”。又如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之后，雍正帝随即就指出谢济世参劾的目的是：“不过欲使天下督抚因循苟且，庸碌偷安，邀众人之虚誉，保一己身家，而不为国家实心效力。”由此可见，雍正帝之所以惩治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务实政，不办实事，只知因循守旧，只看重一己的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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