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
应向他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
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
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
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
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
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
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
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
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
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
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
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
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
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
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
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
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
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
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他怆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您
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地解释和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无论
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的规定与处
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至于说出现了怎么
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
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
答。”
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摸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
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最后陈述
显然，袁仲一、程学华、郑安庆等人，不能也无法代表整个秦俑馆，他
们的命运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袁、程、
郑三人。
但是，我还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
下来——尽管这个描述不及他们整个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们的命运
与其他诸君的命运不同或相去甚远。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人生
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的个体都
无法超越时代，就如同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如果把秦俑馆的诸君放在一个时代，也就是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背
景下去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整体的命运不是透明和鲜亮的，相反则是灰暗
和愁怆的、无耐和苦涩的——这就是他们的整体色彩。
老一代考古队员不必赘述，就稍年轻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馆现任美工李
鼎弦先生，在他就读陕西艺术学院行将毕业的六十年代，原是一个在各方面
都表现甚优的大学生，只是由于他给某部门写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邓
拓、吴晗、廖沫沙）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
便被拿入大牢，一关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华、最富创造性的黄金时
期，就这样在四壁漆黑的监狱中，在孤独、愤懑、疑惑、痛苦甚至绝望中度
过了。尽管他若干年后辗转来到秦俑馆，并在美工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扬起了
生活的风帆，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个时代留给他心灵的创伤却是极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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