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
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
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
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
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
监狱时晚几个年头，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
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
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
观的知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
又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
车马的修复工作，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
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
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
员中竟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如果回过头
来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个“文革”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
时代，竟觉得有些闹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
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
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
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
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
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当我第二次来的
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
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
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
情绪。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将要做母亲
了。而我这部作品中，提到的诸如杨异同、王志龙等等，也已成为第三代人
的长辈了。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1991 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
人员又走过了四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波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
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
从事紧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以希翼
会出现“乐府钟”这样的宝物或是其它考古线索。因而在秦俑继七十年代之
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
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层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
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其时代约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的时期，
遗址中的火膛遗存和一些时代明显偏早的陶片，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
信息，它将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秦兵马俑的景观展示于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继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后，第二代已经迅速崛起，
这支队伍的主将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
业的张仲立、刘占成、张占民等人，而考古队员也大多是来自西北大学考古
专业的学生。这支新崛起的“学院派”或“西大派”队伍，同第一代相比，
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开拓性。作为新生代的他们，除了具有年轻强壮的身体
条件，还具有第一代无可比拟的考古专业知识和新的考古学思维。他们不但
能参加实际发掘，更重要的和更难得的是，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
养，能将发掘出来的实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研究辨别出来，从而形成新
的秦俑考古景观。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主宰
秦俑考古发掘和领秦俑甚至秦陵研究风骚的必然是这支以张仲立、刘占成、
张占民为主帅的新近崛起的队伍。
又说到考古，我很同意秦俑考古队张仲立、张占民先生的看法。现代考
古与那些挖宝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
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它借助现代科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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