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皇帝选陵寝(3)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在给万历的奏文中有这样的陈述：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申时行与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褊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不仅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万历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十六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一年半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青白顽石是吉是凶？(1)
万历十一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管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5】、殿堂、方城【6】、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的寿宫。嘉靖帝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万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的高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300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是1935年和解放初期分别修缮而成。只有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7】、斗拱【8】、檐椽【9】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10】，全是由汉白玉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定陵自万历十一年十月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第二年八月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大峪非吉壤。申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做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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