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 《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作者：岳南/杨仕【完结】
官司打到国务院，周恩来一锤定音(1)
1934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 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纷争。 1955年10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刚送来的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希望其收回报告，一场争论由此开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1】之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听罢吴晗的叙述，从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未等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见两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出来助郑振铎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望望吴晗这位同乡加同学，然后诙谐地讲道：“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那个吴晗了啊！” 整整一个下午，争论仍无结果。发掘明陵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能改变。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风云不测，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周恩来不敢擅自做主，专门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的首肯。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做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 这一历史性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长 吴 晗 人民日报社社长 邓 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 范文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 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 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郑振铎 北京市副市长 王昆仑 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其成员为：
官司打到国务院，周恩来一锤定音(2)
赵其昌 队长，28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白万玉 副队长，58岁，小学毕业 于树功 队员，52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刘精义 队员，23岁，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 冼自强 队员，17岁，初中毕业 曹国鉴 队员，18岁，初中毕业 庞中威 队员，19岁，初中毕业 李树兴 队员，19岁，初中毕业 王 杰 队员，19岁，初中毕业
尚未被惊动的明朝帝王后妃(1)
既然发掘明陵已成定局，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鼐，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工作队长赵其昌——也是他的学生尽快上路，去明陵调查。 1955年最后的一天，赵其昌同探工赵同海携带着考古专用的各种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来到十三陵这块昔日的皇家圣地。 寒风呼号，雪花纷飞。起伏的群山和荒芜的陵墓蒙上了一层惨白的葬衣，沉睡了几百年的皇家陵园越发显得死寂与凄凉。赵其昌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恩殿【2】，爬上长陵宝顶【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长陵的这座辉煌、雄伟的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错落，黄瓦红墙，掩映在绿松白雪之间，真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俯首南眺，一条长达7公里的中轴线如同宽大壮美的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降，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排列两侧，形成一条“神道”，显示着威严而肃穆的皇陵气派。狂风劲吹，积雪翻腾，树枝撼动，嗡嗡之声伴随旋转飘扬的雪片忽隐忽现，此起彼伏，遮云蔽日，如战鼓擂响，似万马奔腾。 “靖难之役”后，获胜的朱棣于南京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1407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的，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1408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赵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剐，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的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瓦剌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使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居住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场悲剧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开的百姓。推车挑担的男人，抱着婴儿的女人，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顷刻间变为废墟，不禁声泪俱下。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40余万。据《明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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