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撕毁协定、中止援助后，抓核燃料系统自力更生，过技术关，抓得较深、
较细、较得力，作出明显的成绩。
雷荣天同志是山西孝义人，早年参加山西抗敌决死队，长期在军队工作。
1955年他从公安部经济保卫局调入地质部，担任铀矿地质局长。成立三机部
后任副部长，仍然主管铀矿地质工作。他对业务也比较钻研，重视研究地质
工作规律，根据发展阶段，提出指导方针，对我国铀矿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
有贡献。他对队伍管理较严，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精神，这给大家的印象比较
深刻。
钱三强同志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者。1948
年回国后，一直积极推动核科学研究事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首
任所长。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兼所长。他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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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
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在二机部工作几年，深感二机部这支队伍素质好。党政领导干部大都
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到了原子能事业
部门，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从战争学习战争”的革命传统，边干边学，在实
践中增长了领导才干，有些人成为十分内行的领导者，出色地领导完成了各
项建设和发展任务。科技队伍中有一批老科学家、老专家，他们热爱祖国，
热爱社会主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
用。还有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他们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想敏捷，工作
积极，是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科技攻关和工程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工人队伍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但政治素质好，大都是党团员；而且技术
素质也好，不少人怀有高超技艺，解决了许多加工技术问题。所有这些，从
根本上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成功。
我在二机部工作，对干部和群众是信任和依靠的。但是，由于“左”的
思想影响，对一些人思想政治问题的处理，也有不妥，甚至有错误的地方。
如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虽然在部机关没有错划右派的事，但是在基层院
所，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技术干部培训班，搞得比较厉害。各单位合计错划了
39个右派分子，其中有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被错划成右派分
子后送到牡丹江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那里，令人感到沉痛。在1959
年反右倾斗争中，有6名局级干部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虽然后来
我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都没有给他们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但是确实给他们在思想上造成很大压力，工作上也受到了影响。我是当时二
机部党组书记对此当然负有责任。
1960年，中央决定调我去东北局工作。总理问我，我走了以后，谁接我
的工作合适，是否还从军队里找一个人？我说，从军队调人来可以，如军队
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可以，请中央决定。后来报到
毛主席那里，主席认为刘杰接任部长合适。中央也就这样决定了。
9月，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
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随后我就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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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
1960年7月上旬到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
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开始时我没有参加。中间，彭真同志通知我到
会。我原以为是要汇报二机部的工作，便做了些准备。到北戴河后，彭真同
志说，二机部的工作不要汇报了。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各大区
建立中央局，不成立政府。这是一项十分必要和适时的重大措施，准备派你
去东北局任书记。并说，成立中央局，一方面可以使中央能够腾出手来更多
地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全局性问题，更好地领导全国的建设和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各个地区情况的结合，加强具体的组织工作，促进各大区经济体系的建设和
战略部署的完成。听了彭真同志的谈话，我感到大区的任务很重，中央对大
区的期望很高，担心个人难以胜任，又考虑到在二机部工作几年，对原子能
工业还是有感情的。因此，对到东北局工作有些犹豫，便找了贺帅、聂帅、
罗总长等几位老总，向他们讲了我愿继续留在二机部工作的想法，他们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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