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在“入赘养子”，上看得最清楚。他象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一个家庭如果有女无儿，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养子要在原户籍中取消自己的名字，改从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在“信义”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和一船妇女结婚完全一样。为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常常是为了双方利益，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家虽然贫穷，但“门第”高贵，男方带着钱去女家以换取在等级制上提高身份。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力量培养女婿上学，女婿接受这一恩惠，代价是离开自己家庭到妻子家去。有时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未来的公司合营者。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都是特别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庭户籍是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为养父而作战，即令杀其生父也在所不辞，以证明自已是新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凭入赘养子的“政治联姻”造成强大的“信义”上的约束力，以最沉重的约束，把青年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养子一般都非常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之于“情义”。如果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时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说。总之，履行“情义”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情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不仅对姻亲的义务是“情义”，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也不列入孝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以及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情义”关系，亦即“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救助这类亲属决非对他们曾有何恩情，而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但这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对远亲的帮助，虽然动机同属报答共同祖先，却列入“情义”范畴。当必须帮助这类亲属时，人们就象援助烟亲一样地说：“我是为‘情义’所牵连。”
与对姻亲的情义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重大传统“情义”，是武土对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重视名誉的人对其上级及同辈所尽的忠诚。很多传统文化作品颂扬这种“情义”性的义务，视为武土的德行。在德川氏末统一全国以前的日本，这种德行之重大在人们心目中超过当时的“忠”，即对将军的义务。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写的回信至今保存。他对自己的“情义”受到非难表示强烈愤慨，甚至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土重名誉，武土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古代日本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土德行，在历史故事中广泛流传至今，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一位力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依靠自己谋生的武土）、十二世纪豪杰弁庆的故事。他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别无可资。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土，收集刀剑，以筹措封建武土所需行装。最后，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却遇上劲敌，发现这位青年乃是源氏后裔，正策谋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这位青年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扮装成领队，义经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缉捕，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其贵族气质，由此引起敌方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立即用计，消除敌方对义经的怀疑。他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却误信为真，疑团全消。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情义”是不可想象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是“情义”发自内心，末受丝毫嫌恶之念玷污的时代，为近代日本构筑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 “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生命献给受其深恩的主君。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