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分配后，我来到河南南阳的五机部358厂，先当车工，再当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再忙再累，我读书写作的爱好不减。当时为了应付节庆会演，厂工会成立了由工人、干部、技术员组成的“三结合”创作组，编写文艺节目，我是其中的骨干之一。同时，工厂所在的镇平县及南阳地区，也定期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和改稿会，每一期我都是参加者，每一次选稿我的作品都入围。西峡县的农民作家乔典运，喜抽烟又咳嗽吐痰，没人愿意和他同室，几次创作会都是我和他住同一房间。老乔五十年代就发表短篇小说，“文化大革命”中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电影剧本《深山红梅》，几年时间吃尽苦头，往往是每通过一稿，形势又变了，按新形势再改，刚改好形势又变了，他说把头都改成木头了，终于拍成了，“四人帮”倒台了，“三突出”那一套被批判了。所以“四人帮”一倒，老乔的创作如岩浆喷发是必然的。这样一个极有思想锋芒又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和我同处一室，给我创作上以很大帮助。每当我的小说通不过或改不下去时，他都拉我去逛市场或看梅溪河，所谓的梅溪河其实是一条污水沟，那里边蕴涵着太多的关于人间的想象。在市场上，老乔的机智幽默随机应变令我大开眼界，他甚至冒充市委书记的二舅，从水果铺子弄回来一衣襟的梨。梨当然很甜，但他调侃权势者嘲弄依附者的自如给我们带来了十分的快意。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老乔，从骨子里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的，他头上的“反骨”、他对时代深层的批判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后来，又逐渐了解了他为何是地主的儿子却到志愿军里当了文化教员，复员后当农民又发表了不少小说，人家斗他他如何袖着双手担尿上坡做绝活表演等等。尽管省上派了老作家、派了出版社的老编辑、派了《奔流》杂志的领导，来指导我们改稿，但真正使我获得创作启示的却是乔典运。
经过几年努力，由南阳地区宣传部、文化局组织我们十多位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通过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终审，但在即将付梓的时刻，中国发生了政治大变革———“四人帮”倒台。为了保护作者，省上和地区派出专门小组到各位作者所在单位说明情况，我那时所在的厂技术科某领导以不务正业为名准备整我，省地工作小组的到来使我避免了即将发生的尴尬。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那一批作者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创作，由于放开了思想，很快见了成果，我们的短篇小说集《跃马坡》于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处女作《602号图纸的诞生》。在其后的一次改稿会上，《奔流》编辑杜道恒向我提供了贾平凹的信息。贾在“四人帮”时期就和刘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杂志发表小说，“四人帮”之后他的作品遍地开花，以田园牧歌称道文坛，名声如日中天。读他的小说，总觉得是一个乡亲在同我说话。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竟和我有着某种机缘，他父亲贾彦春曾当过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里，我们都是在丹江里光屁股耍水长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开始通信并有了来往。
198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师对调回到西安工作。这样，就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和平凹接触频繁。我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创作过程的见证人，我们还结伴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由于融入了西安这个大的文学环境，我的创作获得了较大进步。这个时期，科技人员正在全国吃香，而我的创作欲望却难以遏止，再加上我所在的科研处一些人觉得我“怪怪儿的”，尽管和同志们在一起时我是个重要的“热闹源”，我们唱邓丽君学交谊舞组织球赛和郊游，但我的心一直在另外的空宇遨游。这样，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家》时，我被借调到编辑部工作。之前，我曾在该刊的前身《绿原》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数篇，也参加过该刊的笔会。1984年，我正式调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算是彻底弃工从文，彻底结束了事业和职业分离的痛苦状态。我从事技术工作凡十三年，最后的职称是工程师。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3)
▲问3：家庭的灾难对你的生活、特别是心理产生过哪些影响?能否谈谈你目下的家庭生活?
孙见喜3：我妻子1997年不幸遭遇车祸，前后做了六次脑部手术。我在急救室她的病床前爬了七天七夜，三个月里没脱过衣服睡觉。她住院三年我带着孩子泥里水里过日子，虽然她全身偏瘫思维不清被定为“特级伤残”，虽然她工作的单位领导（也是医学专家）至今见我还说，由于我坚持抢救一个已经失去生命价值的人，而给单位和我自己造成了长久的负担，但我说我无怨无悔。虽然这个生命对社会和我个人没有了价值，但这个生命毕竟因我而存在着。我爷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我怎么忍心看着一颗伴陪了我六年多的活生生的心脏停止跳动呢?至少在那一百天里，我是非理性的。在脑外科值班室，我只会呼天抢地地哭喊一句话：“抢救!抢救!”我至今感谢我身边的朋友，感谢全国各地的文友和读者，他们从物质到精神帮助我度过了那几年的苦难。朋友们对我的帮助甚至到了最具体的生活细节。一场车祸，使我变成了马路边的小草，任随车碾马踏，但终于不死。我读懂了“顽强”这两个汉字，它们的真正含义不仅在于这两个字的本身，更在于这两个字所携带的时间概念———对一个漫长过程的忍耐。这种心灵“蘸火”，提供了我精神硬度，使我延续了十六年的贾平凹追踪结出了果实———这就有了广东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130万字的三卷本《贾平凹前传》，紧接着的，就是《山匪》了。目下，病人已委托一家亲戚全面护理。儿子已经上了初中，年已八旬的老母亲给我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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