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世上地哲学思想和治国的方法论。都是这么产生的，但儒术和中医一样，其中的经验和总结的意味更重一些，真正的理论基础，却比较那啥。
在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对于“前辈”、“圣贤”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对于权威的尊重，达到了变态的境界。建国后，关于“两个凡是”地辩论，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刘常满看来，儒术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总结和归纳，并从中提炼出一些通行的东西。
然而后世对于儒术和儒家经典的研究应用，很多时候。是极为教条，根本看不到儒术地本质的。他们不是去按照儒术的本质，从生活中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应用之。而是死搬孔子孟子这些人的话——甚至他们自己有些话也自相矛盾的。
当然，任何一个思想体系取得压倒性优势后，它自然会抑制其他思想体系的发展。所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其他思想体系就慢慢衰落，唯剩了一个儒术。
而没有了竞争，没有了“从生活中提炼知识”这个根本给儒术输送养分，儒术就在那里慢慢的腐烂，一直到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地口号，将儒术的根本彻底斩断，儒术终于烂成一堆臭狗屎为止。
而在儒术本身的系统之内，确实也有许多维护权威的说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就是其中著名地一条。
皇帝干了错事，是要替他隐讳的；自己父亲杀了人，那是绝对不能去告官的。本来这种做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说不上对错，但等儒生们把它推而广之，那就颇有以偏概全之嫌了。
再等儒生们把它最大化，“为尊者讳，永远正确，为亲者永远正确”时，上位者、前辈的权威被无限放大之后，儒术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具了。
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刘常满甚至有意的撇开儒家的东西治国。但当了这些年皇帝之后，刘常满已经深深的发现，“儒”在中国，它并非完全是儒术、儒生，甚至不完全是儒家、儒教，它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观念，从远古至今，几千上万年来缓慢养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习俗。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并非创立了儒教，而应该说，他总结出了儒教。
孔子总结出来的那些东西，是避不开绕不过的，因为它就流淌在每个人的
。不管怎么样，中国最终都要走到儒教的道路上，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决定的，绝非人力可以扭转。
“既然这样，那就只能对儒教作一些改良了。幸亏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腐儒，更没有那么多皓首穷经的无聊傻冒老先生，这个时候，离孔子的时候还近，应该还来得及吧？”刘常满心里想着。
见皇帝站在峭壁前，望着鸽子飞进飞去。就是不言声，三个臣子也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好了，我们出发吧，今天晚上，还要在单父吃饭呢！”站在自己最初起事地地方。刘常满终于想通了一个很大的关节，心里顿时觉得舒畅了不少。见三个臣子都看着自己，便笑着说道。
丰沛两地认识他们的人实在太多，刘常满既然是微服，当然无法前去。
不过单父可就不同了。虽说当初吕泽是单父县人，但其实早就搬到了沛县，起事后，刘常满虽然去单父帮过一段时间的忙。可那个时候他只有不到十岁，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倒也不虞有人认出。
单父的城市，明显地比原来漂亮了不少。不光是城里，城外的人口密度，也明显的得到了增长。一路上看看庄稼的长势，倒也还好，刘常满的眉头，慢慢的舒展了开来。
“大哥，转秧呢？”刘常满大声的问着一个正在给春红薯转头一遍秧的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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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公子有什么事情要问么？”见刘常满诸人衣饰不凡。那农夫连忙停下手中地活计，站起来问道。
“大哥，我就想问问，你这红薯，现在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呀？”见到自己推广的红薯种了很大一片，刘常满心里挺高兴。当即问道。
“我这一片地，都是沟滩好地，又是春天种的，侍弄得好的话，一亩地产个一千多斤问题不大！”那农夫答道。
“那现在粮食够吃了吗？”
“够了，够了！自打那年种了这田候瓜，我们全家老老小小七口人就没再挨过饿！”那农夫笑道。
“那就好。什么时候等你红薯一亩收一千五百斤了，我到你家吃蒸红薯去！”刘常满笑道。
“嘿。要是一亩收一千五百斤了，我就磨了粉，请你喝凉粉！”那农夫听他善颂善祷，出言吉利。也很高兴的笑道。
要说起来，大汉国的吃食，这几年可是丰富多了。
这个红薯的产量既大，种植面积又广，推广开了不久，刘常满就尝试着让人做了些红薯粉条来吃——这玩意在农村村村都会做，非常简单。
不过磨出来粉之后，刘常满当然就想到了当初在街上吃的“胖子炒凉粉”，还有夏天在凉皮米线店里吃到的凉拌凉粉等等吃食，当即就让御厨房里照自己说的样子做了出来。
要说这大内地御厨房果然不同凡响，很快就将凉粉做好。于是，从此之后的“寒食节”里，京里的王公贵族们，又多了一道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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