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制凉粉粉条的手艺实在简单得很，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了，随着红薯——也就是百姓嘴里的田候瓜了的扩大种植，慢慢地全国到处都能吃到了。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一点不错。等老百姓用较小的努力就能够吃饱时，他们的创造力当即就暴发了出来。
首先表现出来的，当然还是在吃上。
汉十五年的时候，因上年淮南两季都是十二成大熟，百姓们的粮仓个个堆得满满的。谁知第二年阴雨连续数月，许多家的粮仓都过了水。
有一家百姓地急忙把过水的粮仓腾出来后，发现底部的大豆，都被水泡得胀鼓鼓的了。
阴雨天也没地方晒，该百姓就开始全家吃煮豆子。可是湿了豆子地实在太多，该百姓吃了数天也没吃完。顿顿吃同样的东西，不免厌倦了，于是他便把豆子扔进了磨面用的石磨里，准备磨一下，看会怎么样。
要说这石磨，也是大皇帝从西域专门引进的，百姓们脱粒磨面才有了更好的工具，这一磨之下倒不要紧，竟然把那些湿豆子磨成了浆！
该百姓一看这浆流了出来，心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只管煮煮看吧！谁知一煮之下，发现这东西吃起来很不错，于是就告诉了邻居，一来二去的就传开了。（河南名吃豆沫，就是这么做的，嘿嘿）。
再后来，有人觉得那豆渣吃着不舒服，又用细纱把它过滤一遍，于是豆腐便被做了出来。
不光是豆腐，自从刘常满教导百姓用油炒菜后，许许多多的吃法，都渐渐被发现了出来。
第五卷 盛世 第十六章 巡狩重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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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豆腐脑，热腾腾的蒸豆腐脑！”刚进单父县城，就听到城西门上一家豆腐脑铺子的老板正扯着嗓子招揽生意，刘常满不由喷的一笑。
想想真快，到了汉朝竟然已经十几年了！
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地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地，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地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对于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姓来说，想成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者也不用担心这一条。
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地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地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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