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且楚国君主不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封赏惩罚与行动号令。于是，臣服部族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国君赐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君主纳贡（不是赋税），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氏为其分支）、蔫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于这种软扩张进来的老世族。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做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至做到要害权臣者不在少数。
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楚国便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楚国有完全的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情势是：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地，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渐渐视作了王族势力，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享有王族名义，而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部族封邑，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实际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这种族系来统领人民，王室遂不得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直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其基本点是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吴楚离城之战）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等等记载，皆为私卒，是为军事分治；其三，政治权力依据族群实力之大小而分割，国政稳定地长期地由王族与大世族分割执掌，吸纳外邦与社会人才的路径基本被堵死。
分治的轴心，是国家权力的分割。
楚国在几乎整个春秋时期，都处于王室与老自治部族分掌权力的情势下。据李玉洁先生《楚国史》统计，从第一代楚王熊通（楚武王）开始，到六代之后的楚庄王，历时近两百年中，楚国的首席执政大臣令尹（相当于中原的丞相）有十一任，其中八任都是若敖氏族领担任，分别是斗祁、子文、子玉（成得臣）、子上、成大心、成嘉（子孔）、斗般（子扬）、子越（斗椒）；其余三任，一是楚文王弟子元，一是申族人彭仲爽，一是蔫族族领蔫吕臣，也同样都是老世族。在如此权力格局下，楚国的大司马（军权）、司徒（掌役徒）等重要权力也全部被世族分掌。
楚庄王时期，楚国王族与若敖氏部族的权力矛盾日渐尖锐。晋楚城濮之战后，若敖氏因统帅楚军战败而权力动摇，遂发动兵变，先行攻杀了政敌蔫贾，后又举兵攻打楚庄王。楚庄王骤然难以抵御，提出以三代楚王（文王、成王、穆王）的三位王孙为人质，与若敖氏议和。长期经营楚国上层权力的若敖氏族领斗椒公然拒绝了议和，与楚庄王刀兵相见。虽然，楚庄王最终平定了这场大叛乱，并将若敖氏除保留一支为象征外全部分散灭之，然造成国家巨大灾难的根源却丝毫没有改变。若敖氏覆灭之后，楚国直到春秋末期，历九代国王十七任令尹，其中十二任令尹是王族公子，两任是蔫氏部族（孙叔敖、孙叔敖子），一任是若敖氏余脉（子旗），一任是屈氏部族（屈建），一任是沈氏部族（叶公子高）。
楚国由大世族执政转变为公子（王族）执政，虽然减缓了大族争夺权力的残酷程度，但却没有改变世族政治的根基。楚国在春秋时期多次发生老世族兵变，楚庄王的若敖氏之乱、楚灵王的三公子之乱、楚平王的白公胜之乱等等，每次都直接危及到楚王与王族，足见世族分治对楚国的严重伤害。
进入战国之世，中原各大国的变法强国浪潮此起彼伏，几乎都曾经有过至少一次的成功变法：魏文侯李悝变法、齐威王变法、韩昭侯申不害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赵武灵王变法、燕昭王乐毅变法。第一次变法之后继续多次小变法，在中原大国也多有酝酿或发生，秦国最典型而已。唯独楚国，只有过一次短暂的半途变法，其后的变法思潮只要一有迹象（如屈原的变法酝酿），则立即被合力扼杀。也就是说，楚国始终没有过一次需要相对持续一个时期（一代或半代君主）的成功变法。因此，楚国的分治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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