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的半次变法，是吴起变法。
这次变法，从吴起入楚到吴起被杀，总共只有短短三年。楚悼王十八年（公元前384年）吴起入楚，楚悼王二十一年（公亓前382年）病逝，吴起于葬礼中被杀，楚国变法宣告终结。以实际情形说，除去初期谋划与后期动乱，即或计入年头年尾之类的虚算，其实际的变法实施至多一年余，真正地浮光掠影。就史料分析时间构成：吴起入楚第一年做宛守（宛郡郡守还是宛城守将，不能确定），第二年做令尹，第三年惨死。如此，所谓吴起变法，则实际上只能发生在第二年及第三年几个月里。再就史料分析吴起实际活动：其一，任宛守期间可能打过一仗（吞并陈蔡）；其二，任令尹之初谋划变法，提出了一套变法方案；其二，为楚国打了三次大胜仗（救赵伐魏、吞并陈蔡、南并蛮越）。除此之外，未见重大活动，事实上也不可能再有重大活动。如此，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便是：一个三年打了三大仗、还做了一年地方官的人，能有多少时间变法？因此，完全可以判定：吴起的变法方案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实施，便被对变法极其警觉的老世族合力谋杀了。
吴起的变法方略究竟有些什么，值得老世族们如此畏惧？
史料并未呈现吴起如商鞅变法那样的变法谋划，而只是分散记载了一些变法作为，大体归类如下。其一，均爵平禄。其时，楚国世族除封邑之外尚把持高爵厚禄，平民子弟虽有战功也不能得到爵位，非世族将军即或大功也不能低爵薄禄。所以，均爵平禄是实际激发将士战心的有力制度，应该说，这是后来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的先河。其二，废公族无能之官，养战斗之士。其三，封土殖民：将世族人口迁徙到荒僻地区开发拓荒，以楚国之不足（民众），益楚国之有余（土地）。《史记·蔡泽列传》云：“……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朋党以利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所列种种，除了战事，事实上还都只是尚未实施的方案。即或如此，楚国的老世族们已经深刻警觉了，立即行动了。
吴起变法的失败，意味着根深蒂固的贵族分治具有极其强大的惰性。
楚悼王之后的战国时代，古老而强大的若敖氏式的自治老世族，已经从楚国渐渐淡出。代之而起的，是有王族分支名义的昭、屈、景、庄、黄、项等非完全自治的老世族。客观地说，后者的权力比前者已经小了许多，譬如私家武装大大缩小，封邑也要向国府缴纳一定的赋税，对领政权力也不再有长期的一族垄断等等。但是，在战国时代，这依旧是最为保守的国家体制。相对于实力大争所要求的国家高度聚合能力，楚国依然是最弱的。
楚国之所以能在最后岁月稍有聚合，其根本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二则是实力尚在的老世族在绝境之下不得不合力抗秦。统率楚军的项氏父子，本身便是老世族，则是最好的说明。然则，一战大胜，老世族相互掣肘的恶习复发，聚合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灭亡遂也不可避免。
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
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也。
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
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兴也分治，亡之分治，不亦悲哉！
第十章 偏安亡齐
一、南海不定 焉有一统华夏哉
王翦战报飞抵咸阳之时，王城谯楼刚刚打响三更。
看罢战报，嬴政与尚在值夜的李斯蒙毅会商片刻，当即决断：留下蒙毅会同丞相王绾处置王书房政务，秦王与李斯赶赴郢寿。鸡鸣时分，王车马队已飞出咸阳兼程东去了。嬴政之所以紧急赶赴郢寿，是因为王翦在战报之外尚有一卷上书：请对吴越岭南之百越部族连续进兵，一举平定南中国。依此方略，则牵涉诸多方面须得一体谋划。秦王固可在咸阳召几位重臣就王翦上书议决回复，然终不若与王翦当面会商更扎实。另一层原因则是，灭楚之战的完胜，证明了王翦当初的大局洞察之深彻，接踵而来的诸多军政大计，嬴政都想听听王翦的评判。加之王翦年事已高，夫人故去，此前似乎已有暗疾迹象，能否经得起再下岭南的劳碌亦未可知。凡此等等，都使嬴政立下决断，无论咸阳有多少政事亟待解决，都得赶赴淮南立定根本。
从关中直出函谷关，经河外进入鸿沟堤岸大道，再下淮北淮南，一路平坦异常。赵高驾驭着王车第一次在如此宽阔的平野大道上长途飞驰，分外振作，将高超的驾车技艺挥洒得淋漓尽致。一辆庞大的六马青铜高车平稳得如同水上行舟，细碎的车铃声在风中连绵不断如编钟齐奏，整齐划一的二十四只马蹄时疾时徐如同鼓点拍打，身后三千铁骑隆隆如春雷滚动，直是一曲别有况味的铁马铜车行进乐章。出得安陵，赵高一回首正想问秦王要否歇息打尖，却见前座秦王已经鼾声如雷，后座李斯直向他摇手。赵高恍然，手中集束马缰稍一收拢，王车立即变为平稳常速。
“嘭！”鼾声立止，秦王嬴政脚下一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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