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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_孙皓晖【6卷完结】(2073)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十二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十二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新生一代,尚处于上一代人的风信标之下。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的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无论是帝国中央在确立郡县制中爆发的“诸侯封建”说,还是六国贵族在当时的复辟言论与复仇暗杀行动,以及山东民众与当年封主的种种联结,甚或对贵族暗杀行动的实际掩护、民间流言、反秦石刻生发不息等等,都证明了这种可变性的强烈存在。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

  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这一风尚的实际内涵,是对失败者的宽容,对在位者的苛刻。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十二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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