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当然，秦帝国的法治并非高端文明时代的法治，其自身逻辑的历史展现力是相对脆弱的，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具有足以破坏其稳定传承性的力量。法家学说之慎到派之所以注重对“势”的研究，盖出此因也。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偶然的恶性政变，遭遇了深厚的历史传统。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沧海桑田，白云苍狗，我们民族的历史脚步在艰难泥泞中并未停歇。虽然，我们对那个伟大的帝国及那个伟大的时代，有着太多太深的误解，但是，我们毕竟在那个时代的光焰所照耀的旅程上走了过来。时空渐渐深邃，光焰渐渐暗淡。是历史的烟尘淤塞了遥远的文明之光，还是现实的纷扰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抑或，我们已经飞入了历史的太空，再也不需要民族传统的根基？
蓦然回首，遥望帝国，一掬感动的热泪盈眶而出。
有哪一个时代，承受了无尽的指控，却依然坚实地支撑着她的后世子孙们！
跋 无极之外，复无极也
——孙皓晖
一
历经十六年案头跋涉，《大秦帝国》笔耕的主体工程终于告结了。
中国文明史的博大汪洋陵谷交错，及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无数沟壑、黑洞与变形，使每个力图遨游其中的探索者都为之浩叹。当我以十六年时光，一叶扁舟潜入又浮出伟大的原生文明时代，蓦然回首，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了。
慨当以慷，潮涌心头者，我族文明恒久不灭之精义也。
从洪水时代开始，我们民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形式。从列强大争的春秋战国开始，我们的民族以将近六百年的艰难探索与烈烈奋争，开创了铁器时代特立独行的伟大文明体系，轰轰然进入了气象万千的帝国时代。这个伟大的帝国时代，是我们民族文明史的“加冠”之期。从伟大的秦帝国开始，我们的中华文明“冠剑及身”，进入了历史成熟期与曾经的最高峰。不管我们的文明脚步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何等曲折，那闪烁着亘古文华的标志性的高高秦冠，都永远地矗立在我们飞扬的黑发之间，那蓬勃着求变图存精神的铮铮秦剑，都恒常地渗透在我们沸腾的热血之中。我们的历史很久很久，我们的未来很长很长。“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唯其根基深长，唯其累积深厚，唯其饱经沧桑，我们可再生，我们可负重，我们可远行。
我们的生命，与人类世界共久远。
我们的文明，与天地宇宙共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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