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是都从北京的“燕东园”来到了纪晓岚写出《乌鲁木齐杂诗》的天山脚下了吗？再说，不是还有黑喇嘛、尕司令、尧乐博斯、乌斯满，有纪晓岚、洪亮吉、徐松、林则徐、邓廷桢……与我作伴吗？
离开军马场之后，我多次在西部的丝绸古道上探索秘境。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道路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黑戈壁》一(5)
就拿哈密北部、伊吾与巴里坤来说，至少在清朝它是非常重要的区域。通过这里的古道，曾是支撑西域（新疆、卫拉特蒙古）政治格局的命脉。从北方比如归化、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出发的商队，一年四季相望于道，而商队的终点并不是乌鲁木齐，而是奇台。奇台，又名叫“古城子”，被视为“五路要冲”。这条“北线”从中原经过内蒙古草地、黑戈壁，越过东天山进入新疆，抵达奇台前，一直在天山主脉的北部伸展向前。它的兴盛几乎与清初经营西域同时；荒废就在20世纪前期。一个直观的看法是：20世纪前期古道交通进入了自动化时代，有了公路、铁路，它们不必再紧紧依水泉前行，而可以将路线取直，改道由天山南麓前往乌鲁木齐。这样，山北的旧路就与驼马木轮驿车一同退出干线交通，因此，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被“冷冻”在大山另一侧。
但是，有在军马场的几年生活，我知道它只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
实际上，“北线”（或“小路”）之所以重要，是与整个清朝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清朝在入关之前就重视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满洲贵戚敢于和明争夺天下，靠的就是蒙古诸部的实力补充。在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与伊犁将军一样，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维持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为了避免将自己的后背暴露在危险中，这条道路无比关键，是大清的命脉。1911年辛亥革命直接导致清廷退位，原来以满洲为宗主的外蒙古开始了从中华版图剥离的过程，最终成为另外一个国家。一只展翅高飞的黄鹄，变成引颈长鸣的雄鸡。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及唐努乌梁海等广大区域不再由来自中原的物资支撑，也不再需要这条精神“脐带”。
于是，这曾经相当繁忙，至关重要的古道，便成了一节盲肠。
所以，古道从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与匈奴争夺西行控制权的持久征战，曾使黑戈壁以及它的东西两端烽火此起彼伏。那个投笔从戎的将军班超，与匈奴的第一仗就是在巴里坤湖——蒲类海——打的。
清朝经营西域，首先在哈密打下了一个“楔子”，那个著名的汉军旗人将领岳钟琪（据说是岳飞的后裔）长期在巴里坤“练兵”，实际是保持着一支机动的威慑力量。有了天山东部，就可以接应额济纳，制约科布多，遥控乌里雅苏台，并且卡住了丝绸古道的脉门。没有岳钟琪的“练兵”，这个区域早就成为征战杀伐之地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世纪间发生在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的往事，才有了特殊的意义。
军马场占据着东天山关键的位置。
我们的夏牧场几乎与外蒙古相连。“对班”老裴的另一个长处——你与他发生矛盾冲突越多，就感到他的长处也越多——是熟悉整个北山以及周边的村落、居民。他叫得出许多地名，这些地名我原来曾不怀好意地认为认为是他自己随口起的，可在以后数十年间一一得到了印证。
他告诉我：我们东边越过一道山梁就是“黑戈壁”，下马崖尽东边就叫做“大黑戈壁梁”。而军马场正北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大戈壁，叫“白戈壁”。“白戈壁”是一目了然的戈壁；“黑戈壁”则是神秘莫测的戈壁。他几乎叫得出北山的每一处夏窝子的地名，叫得出山中的每一处隐秘的水泉的名字。可他明明是来自甘肃东部的“盲流”呀。一个有心人与无心人有多大的差别，看看老裴就知道了。我多次在白戈壁的芦苇丛中，遥望着边界黑黢黢的界山，时不时可以看到骆驼在山根游荡，奔马从视野掠过。那时野骆驼还是家骆驼，是野马还是牧群中的马匹，从来不成为问题。我多次在戈壁的边缘看到匆匆来去的野狼。很长时间我不愿意承认，如何区别一只狼或一只狗就是“对班”老裴的“专利”。诺，那个夹着尾巴的是尾随畜群的狼，而狗只要走动尾巴便直直竖起来，如同旗杆。至于如何分辨在北方山影映衬之下行动的动物是不是一匹马，他教我的一个简便方法是：走路时抬着头（昂着头）的是骆驼、牛，始终低着头的是马。
现在说的“牛市”“熊市”，说不定就是从此而来。
从远古开始，改变人类居住版图的，除了战争，就是迁徙。道路无处不有，变更随时会出现。从游牧到定居，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新的迁徙的开始。在军马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游牧。一个马群，冬天放牧在连部附近，夏天则要进入深山，放牧在夏牧场。身在马群，除了书籍你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细软财物。一件十来公斤重的皮大衣，一个行军水壶，就是你的生活必需品。而在一具帐篷之内的，只能是“一家人”。试想，在每个月搬一次家的情况下，什么事能够瞒住同住在一个帐篷之中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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