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描写相当逼真，应该出自目击者的见闻。这里写的无疑是马鬃山中的“碉堡山”。在2003年10月、2005年3月，我都作过验证。虽然要塞已经残破，但是整体格局与细部分布完全切合。而中蒙边境两侧，正在奥勃鲁切夫做田野调查的范围。在沙俄与苏俄两个时期，外蒙古、西伯利亚，都成了俄国科学家们竞相前往的“实验室”。可以肯定，奥勃鲁切夫自己一定亲身来到过“碉堡山”。
考虑到当奥勃鲁切夫写《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时，正是黑喇嘛在苏俄已经成为“过街老鼠”的二三十年代以后，在《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书中的具体行文，必然有一定的隐晦之处，否则他对黑喇嘛的同情就会成为一大罪行，那可是苏联肃反的时期呀。反之，他则成了苏联特工的帮凶，使黑喇嘛与他的要塞完全曝光，那样，一切防御措施不都白费了吗？他写到黑喇嘛只有6个部下，那显然就是一种善意的谎话。6个土匪，顶多加上黑喇嘛自己，7个，那他建立这样规模的要塞有什么用？这样巨大的工程量，由谁来承担？
读了奥勃鲁切夫的记述，我们的印象是：黑喇嘛完全有持无恐，对要塞的存在与具体地点几乎就不想保密。原因只能是他认定，在黑戈壁他不会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挑战。但是，我去过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之后，再读上述文字，简直以为是在故地重游。比如他写道，在要塞所在的谷地，离开黑喇嘛的居室没走多远，发现山坡上有像坑道口似的洞，并解释为那是从山上挖土煤的窑洞。
《黑戈壁》二(3)
今天，这个“坑道口”就在奥勃鲁切夫写的那个位置，这要是想像之词，可就太巧了。而且在山的那一面也有。但是，我不相信这是挖土煤的进出口。它必然有更重要的用途，只不过奥勃鲁切夫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披露罢了。
所以，阅读《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是一件有趣而且费力的事。关于黑喇嘛的家世，是更明显的一例。
在告别前，黑喇嘛讲述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在奥勃鲁切夫笔下，黑喇嘛曾在五年前发过誓，要为父亲、妹妹、弟弟报仇。而他的弟弟、妹妹那时还在当奴隶。
奥勃鲁切夫记载了黑喇嘛讲述的一段话：
我的家在南山（祁连山）一带，那里的蒙古人和唐古特（藏族）人比邻而居。我的父亲是唐古特人，母亲却是蒙古人。
我们家里很穷，父亲替甘州（甘肃张掖）的中国官放马，马群就放牧在我们的蒙古包附近。我是长子，父亲把我送到大通河畔一个叫“祀天堂”的大庙，于是我就当了喇嘛，也曾跟着蒙古香客到过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寺院里学习了两年。我从那里回来，就去看望我的老家，不料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原来这官员调升到乌里雅苏台去了，把我父亲全家和马群一起带走了。
过了半年，我被派到杭爱山一个寺院，因为我也想离家近些。我曾到乌里雅苏台那个官员那儿去，从他的属员口里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我父亲在迁居到此的头一个冬天，在他为官员放牧的地区出现了可怕的无雪干冷的天气。在蒙古草地的冬季，这是可怕的灾难。这时，牲畜吃不上草，便会大批大批的死亡。严寒不退，马匹越来越瘦弱，开始倒毙，在将马群赶往乌里雅苏台的冬窝子的路上，马匹死了很多，到了乌里雅苏台，只剩下三分之一。官员大发雷霆，将父亲送进监狱，不久他就死在狱中。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是很漂亮的孩子，官员将他们一起卖到北京，以抵偿马群的损失。妹妹在皇帝的后宫当宫女，弟弟成了皇帝的奴仆。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就发誓要抢劫汉人商旅，为的是从北京赎回我的亲人，所以我就不再回自己的寺院，慢慢便纠合起这支唐古特人与蒙古人的队伍，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迫害，我们齐心合力在这里建造了这个山寨。
至今，我们已经在这荒漠中住了三年。再过一两年，我有了足够的钱，就要去北京，同时会给部下足够的安家费，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这段话，初听起来像是有倾向性的传奇故事。人们读过《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对黑喇嘛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但这里的“复仇”因缘，却与同时人关于黑喇嘛的其他记载不一致。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但是，当我真正来到了黑喇嘛的巢穴“碉堡山”，却为《中央亚细亚的荒漠》中关于这里的描写震慑住了。
没有亲临此地的人，写不出那些如同摄像机“扫”出的“实景”。所以我相信写这部书时，奥勃鲁切夫根据的一定是第一手的见闻，不可能是出于想象编造。关于这段可疑的“黑喇嘛身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作者在有意回避什么。他显然希望人们将他写的这个黑喇嘛，与那个“红色政权的死敌”黑喇嘛——丹毕诺颜当作两个人。他故意将时代前移，模糊人物的早年经历，淡化与俄罗斯以及蒙古国的红色政权之间的联系。他写了黑喇嘛这个“丝路罗宾汉”，因为他需要这个；他又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退路。那是在苏共“肃反”的狂热期间。他知道，黑喇嘛终究是黑喇嘛。
特别是，后来我发现奥勃鲁切夫写的黑喇嘛身世，与那个步其后尘者——“哈密虎王”尧乐博斯，有奇异的重合之处。这更证实，奥勃鲁切夫写的是一个复合型人物。他，是有意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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