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着地图，我默默计算着，看到底安排在哪儿住宿。至于穿越的路线，反正是“越野”，只要不迷失方向就成。一般的地图上都有那条穿越黑戈壁的路，可我已经问过李总的助手，回答说：根本就没有路。不过对于平坦的戈壁，有没有路并不重要。这个助手在一年前曾经穿越过黑戈壁。
在交谈中，刚来到办公室的一位领导说起：在马鬃山发现了恐龙和鱼的化石。当然是肃北的马鬃山。北京的科研单位曾来人考察。这位领导说到了一次在寻找到化石之后的情况，话语间提到“……就在马鬃山镇的假喇嘛的碉堡山”，我一愣，打断了她的话，“假喇嘛？哪个假喇嘛？”
“就是黑喇嘛。”她回答。
我的注意力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几种颜色，已经达到报警的程度。“对不起，你是说黑戈壁的黑喇嘛？那个叫外蒙古派人给刺死的黑喇嘛？”
她望了我一会，问：“同志，你是社会科学院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打断她，“你说在马鬃山镇附近有个假喇嘛的‘碉堡山’？”
“当地人谁不知道碉堡山，”她说，“哦，你是从北京来的。碉堡山就在路边，遍地是假喇嘛修的碉堡、战壕。”
“这个碉堡山在马鬃山镇的什么位置？”
“一眼可以看到。当地没有人不知道碉堡山的。”
一位干部笑着补充：“地球人都知道。”
我已经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除了黑喇嘛－假喇嘛，除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碉堡山”。此后关于恐龙与鱼化石的话题，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市领导相当忙。我们的交谈总被打断。我不好意思再占用副市长的时间。
副市长开门见山地问：“需要我们为你们做点什么呢？”
我马上说：“能不能请您的秘书帮我们查查肃北马鬃山镇的电话号码？我们也许要从那儿路过。”
副市长爽快地说：“我联系一下试试。”她用手机打起电话来。我紧张地听着。肃北县回答：马鬃山镇的书记目前在兰州党校学习。打了书记的电话，又马上通了。——移动通信的优点不用我表扬了，可我真是对以前拒绝使用手机感到惭愧。副市长又问清了在镇上主事的副镇长的名字与电话。她拿着手机问我：“几号？”
“几号？——哦，”我用心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回答，“10月2日到。住一晚上。”
“多少人、车？”
“20人，5辆车。”我已经跟上了副市长的思路。
告别时，副市长还嘱咐了一句：“10月2日。如果有变动，也不要紧，请提前一天告诉镇上一下。”
我真诚地向副市长道谢。
走到街上，我一时不知该去哪儿。街市之声熙熙攘攘。手机响了，我应允在打前站的几天里，让手机随时开着。是此行的发起人徐俊打来的，他告诉我，行程得减去两天，因为他们10月7日（不是9日）必须回到北京。我开始在心中调整着行程。减日程，只有减去“谢别斯廷”。因为其他的几乎全是半天赶路，半天考察，路程不能缩短，否则到不了乌鲁木齐，也就回不来了。在决定减去“谢别斯廷”的同时，必须找到一个替换的，使得一路见闻丰富多彩，不虚此行。可它必须在原定的路线上。当时，我并不知道明水的那个古城的具体情况，70年来那个古城已经退出了人们关注的视野。
这样，“穿越黑戈壁”就提到日程上来了。
在得知黑喇嘛的要塞就是“碉堡山”时，我已经激情难抑。如果不剪掉“谢别斯廷”，按计划我们将走黑戈壁北部的那条路，也就是1928年初斯文·赫定进新疆的路，它不路过肃北马鬃山镇，更见不到“碉堡山”。但必须经过明水。事实上我已经决定：明天——2003年9月29日——天不亮就起身。我将一个人独自租一辆车赶往“碉堡山”。不见一见“碉堡山”，我不会离开酒泉。我已经在盘算什么时候上路，请谁代替我去嘉峪关机场接人。至于租车，我将不惜代价，所以不怕租不上。这一来，一切都解决了。一切归于寂静。
《黑戈壁》六(4)
这样，我们就与1926年的欧文·拉铁摩尔，1927年的亨宁·哈士纶，1934年的斯文·赫定，并肩穿越黑戈壁。
我带的有关资料之中，没有黑戈壁与黑喇嘛的内容。但一切都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原来我一直认为，黑喇嘛的要塞（“碉堡山”）是在明水。后来在细阅《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时发现，斯文·赫定将这两个地方分别列在地图上，相距大约有80－100公里。但我还是没有走出误区，我以为那不过是“同名异地”现象的体现。换句话说：叫明水的地方在黑戈壁应该不止一处。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预感到我们将在肃北马鬃山镇与黑喇嘛“重逢”。
关于马鬃山与黑喇嘛要塞，我决定暂时对谁也不说。因为，我并不自信。我必须有点时间消化消化这个意外的情况。
9月29日，飞机晚点了。只得取消了参观嘉峪关关城的内容。晚上，全部考察团团员到齐了。李总的晚宴热烈而且激动人心。那主要是因为使我们困守“愁城”的“非典”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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