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种默认，也可能是一种对抗。
沉默，令人难以琢磨。
林彪在这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就连与会者也是这样。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
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的。
而当时和林彪搭档、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只是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说别的了。
不过，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由于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而陷入被动局面之后写道：
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注：指1934年)，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林彪那时(引者注：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大约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林彪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了《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不推行“短促突击”，谁就是违抗军委命令。聂荣臻说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种表态，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才保持沉默。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否定李德的军事指挥，李德就会把他当初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端出来，可能指责他是反咬一口。
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可能把《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端出来，并指责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气了，这无疑将有损于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林彪干脆什么都不讲，听听就是了，这样连毛泽东也没有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态，甚至可能认为他年纪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发言更好一些，不发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
林彪鬼就鬼在这里，使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当然，后来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被批准。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
虽然林彪保持沉默，没有发言，但在最后的表决中，林彪还是举手支持了毛泽东。这从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记录中可以看出：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引者注：指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由此可见，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凯丰、李德，有17位支持毛泽东，这17位中当然也有林彪。
在这次会议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并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权的记忆里：
会议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生死攸关的较量(10)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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