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
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权力。
然而，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
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
早在1月11日，蒋介石的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发出的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称：“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
蒋在珍用词不准确，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意思很明确：“毛泽东当了中共总负责”，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在珍更清楚。他的这份电报表明，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
后来，红军撤出遵义，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柏章辉的表弟余大勋，却愣住了，这里的一切如旧，二楼的餐桌仍放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只是多了些简易的木椅和那张藤躺椅。红军变了，并不像从前那样丢盔弃甲，他立刻意识到红军没有溃败而去，肯定是毛泽东当了红军的头头。
余大勋没有猜错，此时的红军确实在由毛泽东指挥。
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
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坡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方是川军，足有1万兵马。结果，导致战役失利。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事隔21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当时的博古，见毛泽东首战失利，就对人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此时，他也萌生了另一番想法。
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就意识到“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这一决定，已经告诉他要交权。因此，他也准备把权力交给毛泽东。现在博古又开始犹豫起来，心想，你毛泽东不是有本事吗？照样吃败仗。这权力暂时还不能交，看一看再说。
凯丰也在此时提出了挑战：“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出现这种局面，只是当初遵义会议期间，因战事紧，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要把红军剿灭在遵义地区。“柏公馆”的主人——柏章辉师已逼近遵义城，由谁接替博古的问题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谁知，这一搁置，历史却发生了变化。
生死攸关的较量(11)
张闻天对博古迟迟不交权，颇为不满，在土城战役之后，他公开提出要变换领导。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谈起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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