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11)
离开墓地，我们回到了陈独秀史料陈列馆。一个借用的林场办公室，当然就简陋得不成样子，上下两层楼房，分设五个展厅，收展陈独秀生平的资料、图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陈长璞一家为此奉献多多。在二楼一间布置成陈独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里，我看到了那帧刘海粟老人的奉安庆陈独秀墓旁的陈列馆，遗物多为其后人所捐。（摄于2003年6月）献——陈独秀写给画家的书法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我知道这幅遗墨的来历：当年，刘海粟自国外回来，慕名进狱探访陈独秀，并求其墨。狱中人挥毫写下心志，令画师大为激动！而今，我也实在忍不住激动，趁别无参观者，央求陈长璞恩准我进入栏杆之内留影志念。陈笑允。我遂进入独秀先生的“房间”，坐在先哲坐过的旧椅子上，让小范把我叠印在这帧气势若虹的遗墨下。但愿今生有此联醍醐灌顶。安庆的陈独秀故居不知是否会重建，但故人在上海滩的一处完整的住宅却一直没辟为纪念馆。早在来安庆谒陈独秀墓之前的两年，我即探寻过那幢弄堂里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场连绵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东找去，寻找在中国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渔阳里二号”。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确该归咎于一辈复一辈过于拥挤的生存空间：一条极破败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个居委会；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老人正哄着孙儿在陶然地看电视。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长大的青年女人，出污泥而不染，虽住处陈旧，但衣着与精神头儿都十分光鲜，一汇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闺秀春游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内没有擎着花伞走出的光鲜小女子。冷雨把许多人堵在了家中。无人可问，我只得自己凭感觉看门牌摸进去：1号？不对！2号？有点像。我收了伞，钻进了黑黝黝的窄小门洞内，昏天黑地地喊了一声：有人在家吗？旁边传出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话。我赶紧自报家门：我，外地的一个记者，来找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眼前亮了，一个壮实与朴实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开了门，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这里，请进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个人找到了陈独秀故居！
民国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来到了上海。这是陈独秀第四次客居上海。头一次，十二年前，这个从日本回乡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乱党”，因举办了一系列煽动推翻清政府的演说而被安徽巡抚聂缉规指名通缉，他只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时间。次年，潜回安徽芜湖创办了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又来上海，这次是参与“暗杀团”活动。试验炸药时，事泄，多人被捕，他侥幸逃逸。但他自此放弃了这种针对某个人的极端行动，认为这不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运动。第三次抵沪，和十年前一样，还是来避难。尽管已是民国了，尽管他曾任中华民国地方政府的实权人物，但因参与了公开反对当朝大总统的“讨袁”行动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省长）倪嗣冲的追捕（通缉令上，他名列第一），这位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顾问不得不亡命于十里洋场。那一年，他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曾以“独秀山民”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言及沪上生活之惨状：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刚一岁的儿子鹤年，只身去了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赴日，这次的东瀛之行，使他与李大钊等一批发愤改造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也使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充足了电。他不再安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最前线亲自上阵拼杀！最后一次回到国内的陈独秀，给自己定好了“岗位责任制”，即：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他的动机十分明确：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他有过办杂志的成功经验：晚清时，他在家乡办过影响极大的《安徽俗话报》，三千份的发行量成为国内白话报刊之最；在日本时，他帮助章士钊编辑过《甲寅》，与李大钊等的相识，即源自该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国初年，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了《新青年》。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两年后，陈独秀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学任教，除了带去了高君曼及一双儿女外，还带去了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蔡先生胸宽如海，陈独秀如鱼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钊、胡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干将的参与后，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号角和整个世纪的旗帜。在北京的日子里，这位风风火火的“总司令”，讲学，撰稿，交友，演讲，甚至撒传单，像旋风一样掀起了中国近代的一场思想大启蒙运动。现在，谁都得承认：没有陈独秀所领导的那一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现代中国的大批杰出政治、军事、文化人才的涌现。所以毛泽东也承认，没有五四运动，也就不会有日后中国共产党的问世。呜呼！漫漫中国历史上，有几位在野的思想家的号令，能令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感佩如此响应如此奋起并因此而改变了民族的命运？民国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陈独秀第一次入狱。北洋政府迫于空前强大的社会压力，只得释放了这位知识界的精神领袖。翌年2月，在新一轮牢狱之灾降临之前，李大钊掩护他乘骡车逃离京城，然后南下上海。一如两年前北上，这次，他又把《新青年》带回了其发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新主人。本来这里是柏文蔚在沪的寓所。辛亥革命后，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时，聘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差一点让陈独秀丢了命的皖省讨袁行动，也正是这位柏先生主持的。陈与柏之情谊很有点像后来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对毛泽东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独秀，万山景仰。陈独秀已为中国思想知识界的精神圣哲，而《新青年》则成为所有进步青年心中的圣经。圣哲的故居，圣经的诞生地，能不竭诚拜谒吗？眼前这位房东大哥姓赵，五十三岁，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术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张旧沙发占了半壁江山，那边是一张窄窄的双人床，他的儿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这不速之客扰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个用角铁搭起的吊铺。这难免使人想到了过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间。当然，这不是亭子间，亭子间在楼上。房东大哥说：陈独秀原来住在楼上，亭子间就是他的客房，楼下的这间屋子，是陈独秀当年的会客室和中共中央办公室。说着，他把手指向了墙上。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标牌，牌上有一段涂着金粉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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