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认为卡纳里斯只是与西方作赌的一枚辅币。
不过，幸好希姆莱没有来得及和元首谈起海军上将的命运这个谨慎的话题；元首倒是亲自发问了：“那个恶棍在囚室里表现如何？”
“您指的是谁？”希姆莱没有听明白，“这些坏蛋人数不少表现各不相同。”
“我指的是卡纳里斯。”
“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希姆莱回答说，“明天我向您报告他的详细情况。”
就在戈培尔发表演讲，当众嘲笑说“这是一场电话暴乱”的同时，保安局政治侦察处处长瓦尔特·舍伦贝格逮捕了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被撤职后，仍是卡尔登勃鲁纳的眼中钉。）
海军上将在同自己的爱犬告别后，擦去眼泪说：“舍伦贝格，爱狗吧，它们不会背叛。”
关于自己的老上司被捕的消息，贝格上校是半夜里得知的。当时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把他叫了去。盖世太保长官没有抬眼看他，只是推给他一支笔和一叠纸。
“请把您和卡纳里斯，还有可耻的民族敌人施陶芬贝格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写出来。”
贝格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卡纳里斯过去失宠，现在则到了穷途末路。他在柏林见过几次施陶芬贝格，过去他是民族英雄，现在成了民族敌人。
贝格机械地写起来，一行行的字象平时一样既均匀又工整。他列出了同卡纳里斯和施陶芬贝格见面的时间，不过他现在十分镇定，头脑象数学一样精确──这是他天生的习性。
“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俄国姑娘耍的那套把戏现在可能成为我的救命符了。我现在不能再耍把戏了，而是要真的为他们工作。显然，要想从我陷入的这场混乱中挣脱出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是盖世太保别把我调离侦察工作。他们能把每个军事侦察人员都看成是潜伏下来的卡纳里斯的追随者。他们不想把卡纳里斯看作是企图用元首性命来拯救千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爱国志士。他们永远也不敢放肆，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无形的禁令，他们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又是他们悲剧的根源。如果我现在开始为红党工作，日后我就可以找到辩护的理由。以保卢斯为首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当然取代不了希特勒，但这毕竟是某种力量。自然，若是他们现在把我关进监狱，那可就糟了。他们会的。应该为那姑娘做好逃跑的准备。放走她。要让她不是从我这里，而是从盖世太保的人手里逃走。千万别把我关进监狱，上帝保佑！那样我还得求助于盖世太保的同事。我要对上司说，在民族危难时期，应该用党的忠诚干部加强军队。我要把那个姑娘带到电台去，交个一个党卫军分子，等到那人对姑娘习惯了，我就给他找个娼妓，送给他白酒。党的工作人员被希特勒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训诫折磨得苦不堪言，党员不许喝白酒，女人不准涂口红，说‘这是向美国财阀挣扎的走狗出卖祖国的利益’，我相信，盖世太保的人也同样贪杯好色。在希特勒的禁令中，除了盲目崇拜、对正常生活的嫉妒或蒙昧无知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禁果是甜的吗？国家内部生活中禁令越少，敌对的思想、经济、政治就越难于渗透，因为那些东西无机可乘。当人民什么都可以做──当然只限于理智范围之内，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允许野蛮行为──那么象我这样的侦察员在那样的国家里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不明智的政治家才会在艰难时期放弃压制异己思想的强硬手段而对其放任自流。明智的政治家是小心谨慎地放出空气──那样的话，我这个侦察员又无事可做了。我们这些吃了败仗的白痴们，在元首得救之后现在又来施行恐怖手段，举行颂扬希特勒，恫吓密谋者的人民示威游行。这些逮捕和示威游行会使人民更加害怕。而被吓坏了的和不会思索的人民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都在这里了，”贝格递给克吕格尔几张纸，说“真是一帮恶棍！谁能想到这个海上厨师的狼子野心竟包藏着背叛元首的邪念！”
盖世太保长官仔细看了看贝格，然后问：“卡纳里斯请您去他那里作客时都准备了些什么菜？”
“我在军事情报人员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贝格回答说：“他一次也没有特意邀请过我。他特意邀请的重要领导人有：奥斯特、巴姆莱尔、皮肯不罗克。我只到他那里去过两次：一次是他举办五十岁生日宴会。他办得很隆重，这只猪，准备了印度加鱼米饭，‘印度天国风味’。”
“这是在他的采连多尔弗吗？”
“是的。盖世太保中央机构知道这件事：海德里希总是出席他的招待晚会。”
“卡纳里斯的那个随从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
“就是打着小旗子，为他安排围猎狐狸的那一个。这个败类连打猎都仿照英国人的派头──打着小旗子。那个随从总是把一只狐狸带到安排好的地方，你们这位长满虱子的水兵哄赶那只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动物……真实残忍至极，人面兽心……算了，这已经是气话了。好，您没事了，上校。我请您不要离开办公室──我随时都有可能找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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