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专权的悲剧──尤其是在危急时刻──就在于它否定演化和发展的逻辑，在于不愿意重新认识僵死的教条，承认失败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法的形式去寻找通向胜利的新途径。对此只有一条路可供选择──暴乱。希姆莱相信暴乱，认为这是保全他性命，保证他平安和自由的手段。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他可以一直等下去，直到盖世太保掌握了密谋分子中的青年派与共产党人建立的联系为止。希姆莱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软弱的人，即使他在银幕、照片上是强者的化身，只有在他诚心诚意地同他所信赖的人协商之后，他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希特勒的这架机器中真可谓是一应俱全：党、政、军各种机关的密切配合，花言巧语的鼓动，蛊惑人心的宣传，青年和妇女的联盟，体育协会和杂技体育的庆典，盛大的检阅和民族意愿的演习──真是应有尽有，可惜只缺少一样东西：相互信任。父亲怕儿子，丈夫怕妻子，母亲怕女儿。
希姆莱在疑虑重重、心神不定的时候是孤独的。因此他表面上显得比任何时都更镇定，只是夹鼻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有些失神，而且他搓动双手的次数也比平常多了。
七月二十日见分晓。
希姆莱知道很多事情。可是他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上校两次推延刺杀希特勒只是由于当时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大本营。施陶芬贝格上校属于反对派中的左翼，他不认为除掉希特勒一人就可以消灭法西斯主义。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他从柏林军用机场起飞，去希特勒官邸商议组建新后备师一事。会议十二点三十分开始。豪辛格尔将军在一张铺在长形桌子上的大型地图前，一边从容地展示东线作战简略示意图，一边详细而又枯燥地分析大会中一些最复杂地段的形势。
施陶芬贝格在进军非洲期间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视肉体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这时他在桌子下面拽掉英制迟发导火管上的栓头，把装着即将引爆的炸弹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边，然后站起身，微微点了下头，对凯特尔小声说：“对不起，我有事必须同柏林取得联系。”
希特勒只是扫了上校一眼，脸上掠过一丝近似微笑的表情。凯特尔则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他讨厌司令部要人作报告时秩序被打乱。
“俄国人，”豪辛格尔接着说，“继续以重大兵力在德维纳河以西向北推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迪纳堡西南。如果我们不把集团军调离楚德河，我们将遭到惨败。”
伟大与荒唐结合，悲壮与滑稽为伍──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
豪辛格尔再也没有讲一句话：一团铅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来，平房的窗子被冲开了，上面的厚玻璃稀哩哗啦乱响，四处飞射──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发生了简单的和应有的化学反应。
希特勒从地板上跳了起来──蓝色的浓烟包围着他，浑身上下都是又苦又咸的烟黑。
“我的新裤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带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这是我昨天才换上的！”
接下来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风格极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来的一场闹剧：行刺后的五个小时内希特勒本来能够，也应该完蛋，但他并没有死。
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观点分析密谋者们在夺权企图中的失败，那么显然，还应该作三点说明：第一，这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对他们来说，命令即是宗教。已拟定好的“瓦尔基利亚”命令（该命令允许军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尚未下达。第二，反对独裁者的密谋只有在所有参加者都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将军密谋的参加者们远不是每个人都象他们起来反对的那个人那样狂热。最后，第三，若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的国家里实现密谋，只有那些熟悉这一机构全部隐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将军们却认为：作为“国中之国”的军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他们的失算。军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间准备多年的厮杀是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当天，遵照戈培尔的命令，在宾德莱尔大街的一个庭院里枪毙了密谋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要求贝克和施陶芬贝格自杀。贝克开枪自杀，施陶芬贝格则拒绝了。
“有过失的人才用自杀结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面前没有丝毫的过错。”
他是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中被枪毙的。
希姆莱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于拉斯滕堡统帅部等候消息时，他只剩下有限的时间来消除那些最有影响的密谋者，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党卫军首脑，是暴乱分子计划的知情人。他必须赶在党卫军的侦察人员逮捕所有密谋者之前，干掉能说出此事的人。
想消灭自己罪迹的刽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对卡纳里斯，党卫军首脑既害怕，同时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狡诈的滑头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才考虑是否值得舍弃他，尽管这位海军上将与那些被枪毙的将军以及盖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经关系密切；第一个被投如地牢的是那个曾在各种报纸上被称之为“帝国军事天才”的维茨勒本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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