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战备之法经修改后，乡兵和马匹按地域编组成乡军，都由兵部主管，能够蓄兵予民，一旦有了战事，可以很快形成战斗力，也免得平日里过多的军队浪费钱财。
原来王安石实施之时，百姓承平已久、安逸享乐之心过盛，将军役等同于傜伇，不愿意参与平时的训练，也不愿意多养育马匹，导致二法时行时废，根本没了作用。但现在，百姓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乱，已经知道保证国家武力的重要，求战、恢复中原之心极为迫切，乡间百姓自主集社或主动参与军事训练者甚多，故二法只要地方行事妥当，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
在地方“养马法”、“保甲法”推行，阻力最大的反而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尤其是"保甲法"，改变了地方以大姓和宗族管理百姓的旧制，也使得国家可以借编制保甲之机查清实际的情况，给每年征收的赋税提供详尽的数据。
更主要的是，编制保甲之后，国家可以利用编成的保甲知道不少民间的实际情况，等于多了一个由下而上的监督体系，地方官吏自然不愿意推行。
为了让朝廷的改制深入民心，皇太子赵惇接受了峦明的建议，把朝廷关于改制的坻报增印，明发天下。然后，又将各项新制度由太子宫中的文臣们改编成了顺口溜，让召集来的说书人教吏民百姓传唱，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朝廷的新举措和目的。
为了减轻地方上的阻力，“养马法”、“保甲法”从边境向核心推广，边境地区经常还是有些小的战乱，百姓们和当地官府都有保护地方安宁的需求，推行这两种蓄兵于民的策略比较容易。而且，因为大宋缺少良马，边境上常年与金、西夏、周边诸部进行交易，以换取马匹，种马的来源可以更好的解决。
皇太子在这样大动干戈之前就建立起监察台，也是担心地方上在进行变革的时候胡来。监察台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地方上不服从命令或是随意改变政令的行为，但要好的多。监察台派出了监察官员，如果那些地方官员不愿意推行，就开始对其进行清查，吓的地方官员不得不推行。
军制的改变虽然也让那些守旧之臣担心，但整个军队层级的设计是重头轻下，战斗力最强的军队集中在朝廷手中，而且军队的后勤也还掌握在国家手中，不怕有国家变乱的风险。各级谋士团的设立，反而使得有军事素养的文人可以大量进入军队担任官职，还给予了他们对将领的牵制权，这也使得士林们对此次的改革接受度较高。
在地方军制改革正在比较顺利进行的时候，理学大师朱熹再次上书，认为练兵修武、恢复中原都是胡说，反对现在所进行的军制变革，他觉得只要能够紧守疆界，修正德业、严明纪纲，就能使金人感到恐惧，不战而屈人之兵。
看到这份长达万余言的上书，皇太子赵惇本人是觉得既可笑又有些恼火，朱熹身为当今的理学宗师，在儒学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这种只要自己立身明义，就可以决胜于朝廷之内、播远威于外国的思想，会让不少士林中人更加的死守所谓的"义理"，而不知变通，牵制朝廷的变革。
为了理清大家的想法，也是确定国家未来的方向，皇太子赵惇下旨，以朝廷的名义招朱熹、陈亮和各儒家学派的主要成员入朝，要求他们公开讲述自己的主张、互相辩论，以正理义、明事非。
陈亮在辛弃疾处接到朝廷旨意，知道此次是皇太子准备借解决儒家学术之争，来理清偏安一方的主和派和立志恢复的主战派的争执，定下朝廷将来举措的基础，便与同时被诏入京的辛弃疾一同启程。
其他被征召的儒家宗师和学者大都也对儒家现在的学术乱局不满，认为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必须要有一个学术的核心，所以也纷纷应诏上路，赶往京师临安。
但朱熹却上书拒绝入朝，认为天理为规、无需辩驳，再次强调了自己的“正心诚意”之论。直指太子用心不正、急切过度，所用臣子都是“至庸走卒 ”，指责朝廷的备战是浪费资财，并要求天子赵昚重新理政。同时提出了六项“急务”：重新教育太子并为太子选妃，选任刚明公正者为臣，振纲纪、变风俗，养民力，修军政。
如此指斥主政的皇太子、批判大臣，比当初被认为是“狂妄”的陈亮上书还要过分。朝中官员们得知之后，纷纷上奏章谴责朱熹和理学“欺世盗名”，认为理学是伪学，要求朝廷明禁理学、以正士风。
这次，一向反感理学的皇太子却并没有立刻借机对理学采取行动，而是说服众臣，认为道理不辩不明，还是给朱熹一个说明自己理论的机会，这样才能真正的明事非、识真义。朱熹上书中唯一还得到一些臣子赞同的，只有尽快给皇太子选妃这一条，但又被皇太子给否定了，他以祖父丧礼也应按三年守制尽孝为由，再次推拒了选妃的建议。
赵惇随即再次下旨明确告知朱熹，此次学术之辩不以亲近、不认好恶，一切以学术争辩的结果而论。如果他再不赴朝，那么朝廷就会把理学作为伪学进行严禁，查禁箸作、封闭书院、禁棝学子。
知道此次无法躲过的朱熹只得启程赴京，临行前对友人说道：“皇太子信重陈亮、辛弃疾等人，意欲北伐中原，不顾事实情况，全不知国中尚有太多可虑之事。此次辩论，不过是走个过场，理学被禁只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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