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合乎逻辑”
“我也想从我付款给他的那个人那儿得到我那份红利，这是公平的．您同意吗？”
“同意。”
“他请求您什么？”
“请求合作。”
“喏，这是很明白的，这不是关于战争。你们已经被击溃了，您还留下来干什么，只有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波尔这狗崽子，他是一个知轻重的人，完全能够以‘效劳’这一类官话去代替“合作”这个词儿”
“我否认。”
“比方说……”
“我否认。”施李里茨又重复了一遍。
“您怎么来到西班牙？”埃尔·杰克博斯转了话题。
“没有把我的案卷给您介绍过？”
“概括地说了说。谍报机关的人是永远不会说出这些的。还要咖啡吗？”
“很高兴．我是在德国垮台以后来到这里的。”
杰克博斯给施季里茨又倒了一小碗之后，他以另外一种面孔清楚而全神贯注地说道，“听着，博士——您在和过去战略情报局的同事一起进行间谍活动，但现在我这儿有你们的人在效劳，任何一种含糊不清的回答我都认为是对本公司的违法行为。”
“我已经在效劳。”施季里茨感兴趣地说，“所有的手续部将以适当的方式办理。”
杰克博斯又恢复了原来的面部表情，变得温和起来。他拍拍自己的前额，从他们交谈以来，他第一次用这种玩笑的手势。
“见鬼，我糊涂了，请原谅。”杰克博斯起身，走到写字台前，取出一张纸，转过身递给施季里茨，——这是每个新入伙的人必须向公司填交的一张保证书。
施季里茨戴上眼镜(他受伤以后眼睛视力变坏，因而引起远视散光)，读着保证书上的一段文字：
我——(姓名)自愿受聘于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西班牙)，保证忠实履行职责，遵守企业章程和劳动法、刑法的有关条款，如有违反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西班牙)利益之行为，愿照章承担一切责任。
(签名)
“要签字吗？”施李里茨问。
“如果不识字，按个手印就行了，”杰克博斯答道，“您，识字吧？那就写上自己的姓名我想，最好同您护照上的姓名一致。”
施季里茨在保证书的空白处填上自己的姓名，在正文末尾签了字。
“谢谢，”杰克博斯说道，一边拣好那份保证书“喏，现在请您淡谈，您是怎么到了罗马？是不是在德军刚被粉碎时就去的？”
“在柏林我被俄国人的枪弹打伤了……发生在4月30日……”
“不是5月1日？”
“也可能。但我的印象是4月30日。后来的事我就不清焚了，已经失去了知觉。在罗马，有人给了我一份凡蒂冈的文书，于是我被转送到了这里。”
“是谁转送您来的？”
“那些入我不认识，也许是党卫队，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当时柏林一片混乱，您怎么这样走远．这事真奇怪。”
“我当时穿的军装，是它使我得救了。我的军衔是旗队长。这是个很高的衔位。我是注定要得救的，我们德国人很注重荣誉和功勋，而对你们来说，也许认为肩章的价值还不如在银行存多少金子的价值高。”
“至少我不这么认为。”
“那就好。”
“波尔要您干什么？”
“他要我执行您所交办的—切。”
“还有呢？”
“他对肯普先生很感兴趣。
“还有呢？”
“就这些。”
“那好极了，肯普精明能干，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如果您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对他大有好处。您在谍报机关研究什么问题？”
“我执行舒伦堡本人交待的一切使命。”
“他是谁？”
“是帝国政治部门头目。”
“不是被打死了吗？”
“没有。我听说他在英国人那儿。”
“您是不是在主管某一个地域的部门工作？您研究哪个方向？是欧洲方向，美国方向．还是俄国方向？是近东？是中国？”
“不，我的工作没有固定涉及某个地域。舒伦堡需要我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知识，叫我研究有关澳大利亚、马德里等方面的某些材料。有一次我为他搞了一份有关萨莫萨将军的材料，那份材料是在我们的特工人员要与他见面之前搞的。大约是在1942年……当时主要涉及到有关独裁者于1941年12月把德国的咖啡种植园据为已有的问题……”
“这个萨莫萨在什么地方和你们的人见面的。”
“不知道。这可以到保安处档案馆去查，他们掌握有拉美地区特工人员的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档案馆里有关他的档完代号是c一579一A。”
“什么？”
“C一579一A。”
杰克博斯从期刊盒里取出一张卡片，记下了这个代号。施季里茨发现，在他的写字台上，在长条会议桌上和木质窗台上，都摆着同一式样的高脚杯，窗台很宽，站在窗台边可以清楚地观察大街上来往的所有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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