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自姓姚，名叫姚莽，家境贫寒，哪是什么豪门贵胄……”
陈参眼里闪过短暂的失望，当然很快就掩饰过去：
“好！好！寒门出孝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老师我啊，还就喜欢寒门之家的孩子，唯其苦寒，才有梅花之香，才会发愤攻读……”
姚莽却已看见那一瞬间陈老先生的表情，忙从怀中摸出那锭银子：
“弟子虽然贫寒，贽见之礼却不敢怠慢，这锭银子……”
“别说了别说了，老夫不是那种一切向钱看的俗儒，再说这锭银子交学费已经足够了。”
“先生误会了，这锭银子不是学费，是弟子这一个月的用度之资，就是伙食费，弟子在您这儿念书，为了专心攻读，是要申请住校的。以后每个月都按照这个标准交。至于学费嘛，第一个学期的学费您看拿这个顶行不行？”
说着，打开随身携来的书囊，从中取出一卷简册。
“这是什么？名人字画？”
姚莽笑而不答，缓缓展开。
陈参不看则已，一看竟高兴得险些跳起来。
“《周官经》！哎呀，奇主呀，奇宝！待我仔细观看！”
陈参喜出望外，贪婪地翻看着这卷被他称为奇宝的简册。
原来，《周官经》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沦语》、《孟子》，五经指《易经》、《诗经》、《书经》、《礼经》、《春秋》。《周官经》就属于《礼经》的范畴。对于《礼经》的弥指，历来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指《仪礼》，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共计十七篇，有的则认为是指《周礼》，也称《周官经》，是周代官制和战国时各国制度的汇编，共计六篇。姚莽献给陈参当学费的，就是后者。
其实，区区一部《周官经》，本身并没有太多珍奇之处，作为礼经专家的陈参，书房里就有好几部不同版本的。但陈参眼前的这部，可就的确弥足珍贵了，因为它是用“古文”书写的。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汉代，图书典籍，都是依靠“手抄本”的方式流传，而且当时的文献载体，更是以竹简为主，辅之以部分布帛。蔡伦发明造纸术，还是东汉时候的事情，在我们这部小说之后许多年。这种载体和书写方式上的原因，再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使得当时的读书人十分难于得到他们想读的书籍，这当然会影响到学术的发展。秦始皇时，搞过一次著名的“焚书坑儒”，大批的图书典籍毁于一炬。但这次打击，还仅限于流传于民间的那些文献，秦始皇不愧是千古一帝，他身边自然不乏那些尊重知识、尊重文比的要臣，所以，还是有众多的典籍幸免于难，就珍藏在那座规模宏大的阿房宫里，作为皇家藏书被保存了下来。秦末战乱中．项羽这位“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乃学万人敌”的西楚霸王率军攻入咸阳，一把火三个月不熄，不仅烧掉了那座令后人惋惜不已的阿房宫，也烧掉了宫中那些比华丽的建筑本身更为宝贵的图书文献。倒是刘邦手下有位能干的丞相萧何萧老夫子，因为出身是刀笔小吏，于过抄抄写写刻刻画画的营生，深知图书的来之不易，更明了马上得来的江山不能在马上安之的道理，在众将跑着颠着打着杀着去瓜分金银财帛的热闹当中，独具慧眼，冲到秦丞相、御史的办公楼里，抢出了那里的图书律令，这才好歹算是抢救了一部分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
但那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对于构成一个庞大的、恨不得包罗万象的儒学系统来说，有点杯水车薪的意思。好在秦王扫六合的那阵子，更多地注意了掠夺物质财富，对于散落于六国民间的精神文明的结晶——图书，倒没有全数掠获、一网打尽。等到刘氏代秦、天下大定之后，历尽劫波的书生们，翻箱倒柜破壁凿垣，弄出了不少的未焚之书未湮之册，又拿来货与帝王家了。再加上当代儒家们根据记忆整理出来的另一部分典籍，刘氏王朝终于有了赖以治国安邦的经典，有了武定邦、文治国的本本。只是有一点还不那么尽如人意，这些从六国遗老那里搜求来的典籍文献，是用秦统一之前的六国文字写成的，也就是“古文经”，与汉代学者们整理出来的用秦统一之后的文字写成的“今文经”之间，不仅在写式上有差异，更主要的还在于对经文意义的解释上有着重大的分歧，以至于形成了几乎水火不相容的两大学派，互不相让。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在这场学术争论中明显地占了上风。他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来解释孔子的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封建神学世界观，并使之成为武帝以后的统治思想。到了后来，这种天人感应的理论与日益泛滥的谶讯迷信穿了同一条裤子，使今文经学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董仲舒对“君权神授说”作了新的论证，并进一步把灾异说理论化和系统比，他还依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对封建尊卑等级制度进行了合理性的论证，中国男人的脖子上，第一次被套上了政权、神权、族权三条绳索，而对于妇女，董老夫子则表现了格外的关注，待地多加了夫权这一条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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